城市化與城鄉統籌發展是我們全麵實現小康社會的基本途徑。以城市化為紅線，堅持“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城鄉互動、協調發展”的方針推進城鄉統籌發展，同時在城鄉統籌協調發展中推動城市化可持續發展。在農村與城市的互助上，一再強調農村支援城市，城市反哺農村。在城鄉統籌協調發展中進一步推動我國城市化的可持續發展。可見，鄧小平的城市化理論具有鮮明的互助性特點。同時，在區域統籌上，根據鄧小平的區域經濟戰略包含的城市化理論，實際上是指根據經濟等條件的不同，實行不同區域城市化先後發展的問題。區域經濟戰略的實現實際上是城市化由東部向中部和西部不斷轉移和推進的過程，是一個先後發展的戰略安排過程。在區域統籌上，鄧小平除了突出西部支持東部，也強調了沿海攜手內地，推動中、西部經濟的發展，通過區域統籌發展，從根本上促進勞動力的有效轉移和加快城市化的進程。
四、發展性
鄧小平的城市化理論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發展中的城市化理論。
首先，在城市化發展路徑上，鄧小平同誌深刻分析了鄉鎮企業發展與城市化的關係，認為我國現有大中城市很少，而農村剩餘勞動力又極多，現有城市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極為有限，因此，我國農村必然要走以鄉鎮企業為主幹，以農村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為主要載體的農村工業化、農村城市化同步發展的道路。1987年鄧小平同誌指出：“農民積極性提高，農產品大幅度增加，大量農業勞動力轉移到新興的城鎮和新興的中小企業。這恐怕是必由之路。”他非常滿意地指出：“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雖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農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設大批小型新型鄉鎮。”
隨著經濟特區的發展，沿海一些大城市湧現出來，鄧小平同誌提出了以這些大城市來帶動其他地區的發展，他曾提到：“廈門特區地方劃得太小，要把整個廈門島搞成特區。這樣就能吸收大批華僑資金、港台資金，許多外國人也會來投資，而且可以把周圍地區帶動起來，使整個福建省的經濟活躍起來。”在發展上海這個大城市上，鄧小平曾提出：“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條件搞得更快一點。上海在人才、技術和管理方麵都有明顯的優勢，輻射麵寬。”“要實現適當的發展速度，不能隻在眼前的事務裏麵打圈子，要用宏觀戰略的眼光分析問題，拿出具體措施。機會要抓住，決策要及時，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條件更好，可以更廣大地開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個大措施。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從這裏可以看出在城市化發展道路上，鄧小平城市化理論是不斷發展的。
其次，在城市化驅動力上，鄧小平認為“三農”問題的解決，就其根本途徑而言，出路在於城市化，是要通過城市化不斷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鄧小平繼續把發展鄉鎮企業作為一個長期的根本方針，以鄉鎮企業作為帶動農村生產力的切入點，以此提高整個農村的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水平。鄧小平提出首先進行農村改革，“對內經濟搞活，首先從農村著手”。我國農村經濟體製改革，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由此引起農村勞動力的剩餘和貨幣收入的積累，而每個農戶承包土地麵積很小，這就必然會出現在農業生產領域之外進行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鄉鎮企業的發展，從而推動了我國農村的城鎮化。之後，鄧小平提出了城市改革：“前一次三中全會重點在農村改革，這一次三中全會則要轉到城市改革，包括工業、商業和其他行業的改革，可以說是全麵的改革。”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陳雲同誌說：“農村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場搞活了，這是二十多年來少有的好現象。”具體說來有以下幾點：第一，出效益。無論農村、工廠，還是商店、施工企業，大家都關心經濟效益，既增產又盈利。第二，出速度。1979～1981年，農業平均每年遞增5.6%，1982年增長更大，遠遠超過1958～1978年平均2.9%的遞增速度。工業在調整改革中穩步前進，輕工業平均每年遞增11.8%，生產上一直被動的重工業也在回升。第三，出精神文明。改革中一係列新生事物的出現，促進了人們思想的解放，衝擊著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上那些不相適應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伴隨著改革而來的市場供應的豐富，流通領域中的不正之風也少了。第四，出財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生產門路多起來了，農民開始富裕起來，職工增加收入，國家財政狀況不斷改善。“農村改革推動了農村工業化的發展，城市改革，也極大推動了我國工業化的發展，從而進一步推動了城市化的發展。鄧小平提出工業化發展要通過高新技術產業化和產業高新技術化盡快縮短我國工業化進程，縮小與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差距。並且指出工業建設應充分發揮農村工業與城市工業互動相促的作用，通過工業化建設來推動我國的城市化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