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的城市化進程在1958～1978年期間與全國一樣出現了停滯。1964年撤銷了雅安市和五通橋市，1965年設置了渡口市，1987年更名為攀枝花市，1976年設置了縣級綿陽市和達縣市，1993年達川市更名為達州市。這一時期由於四川的農村人口快於市鎮人口的增長，全省城市化水平隻有11.8%，反而比1957年下降了0.6個百分點。1958～1960年間的大躍進促成了四川省市鎮人口的盲目增長，1960年四川省城市化水平猛然接近16%，由於經濟遭受到嚴重的挫折和損失，使四川不得不采取工程下馬，精簡職工，下放幹部，壓縮城鎮人口等一係列措施，開始了長達10年的城市化水平下降的過程，也由此開始了農村作為緩解城市就業壓力的蓄水池的不正常時期。1964年四川城市化水平下降為9.7%，1964～1965年雖然國民經濟已經明顯有所好轉，但緊接著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國民經濟麵臨崩潰的邊緣，四川城市化水平又進一步下降為1970年的11.2%，直到20世紀70年代隨著大批知識青年的返城，才逐漸有所回升。這一時期，四川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的嚴重脫節，也導致了城市化水平的停滯和倒退。經過1961～1963年的國民經濟調整，尤其是1964年開始的三線建設，進入了四川工業化發展的一個極其重要階段，到1978年，四川GDP中三次產業的比重分別達到42.2，35.3，20.5，第二、第三產業的比重有較大的提升，但這一時期四川的城市化進程卻與工業化的進程背道而馳，城市化水平，落後於工業化水平20個百分點以上。究其原因主要在於當時四川工業建設多是從備戰角度出發，采取了進山溝、鑽山洞的分散布局方針，脫離了城市這一工業發展的優勢集合地。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從此翻開了改革開放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新篇章。四川城市化進程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由此得以大踏步向前發展。到2000年，四川的城市數量增加了23個，達到32個，城市化水平達到了26.7%，標誌著四川城市化的推進開始進入加速發展階段。其表現為：一是城市化呈加速推進態勢。1982年和2000年兩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表明，1982年四川的市鎮人口為1024萬，城市化水平為14.1%，比1978年提高了2.3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升0.6個百分點。2000年市鎮人口達到2224萬，比1982年增加1200萬人，平均每年增加65萬人，城市化水平提高了12.6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升0.7個百分點。1979～2000年的20多年間，四川城市化水平提高了14.9個百分點，是1978年以前近30年間提升幅度的兩倍。二是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推進，已具備了吸引鄉村人口轉移的能力。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四川的工業經濟實力明顯增強。具體表現為個體私營企業、鄉鎮企業、外商投資企業、港澳台投資企業開始成為四川經濟的重要增長點，國有和集體工業占全省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100%和1990年的92.6%下降為2000年的27.6%；20世紀90年代四川實現了從工業化發展階段初期到中期的跨越，1989年四川GDP中第二產業比重開始超過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已成為四川經濟發展的重心和引擎，標誌著四川進入了工業化發展階段；極大地提高了城市就業機會，從1993年起四川以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已吸納了全部新增勞力，從事農業生產的從業人員數量開始減少，到2000年全省從事非農產業的從業人員達到1792.4萬人，是1978年的3.2倍，比1978年增加1146.5萬。
2.四川省城市化進程的推動以幾個重要城市和區域集中發展為特色
（1）成都市。成都是全國為數不多的具有跨省影響的區域性中心城市，也是四川唯一的超大城市。成都市的國土麵積1.24萬平方公裏，僅占全省總麵積的2.6%，然而成都卻是四川產業集聚程度最高的城市地域，經濟總量占全省的1/3（如表9-1所示）。成都也是四川省城鎮集聚程度最高的地區，在1.24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集中了1個超大城市、4個小城市，城市數量占全省的15.63%，城市密度達每萬平方公裏4.03個（全省為每萬平方公裏0.64個），建製鎮的密度達每萬平方公裏168.68個（全省為每萬平方公裏36.91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