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的調查數據我們還可以看出，這項政策受到農民歡迎的具體原因主要有：參保有助於解決晚年的生活問題（82.8％）、老年人的養老問題需要重視（80.3％）、隻依靠兒女贍養不能解決後顧之憂（63.6％）、隻依靠土地不能解決後顧之憂（51％）、普通農民繳不起商業保險的費用（47％）。這些原因反映出農民對養老問題的重視，同時由於普通農民收入低，無力負擔相對較為昂貴的商業保險的費用，所以絕大多數農民對新農保政策都持歡迎的態度。
雖然新農保政策在當地還未全麵推行，但是統計數據可以看出，69.7％的被調查村民都希望能夠了解到具體的新農保政策的信息，因此，該政策的全麵推廣是有著堅實的群眾基礎和需求的。
不過，由於此次調查實施時，J市本地還沒有全麵推廣新農保政策，隻是少數幾個鎮有所嚐試，因此，問卷中農民對新農保政策的態度主要體現在需求上。
根據前文的調查結果可以發現，新農保政策在當地農民群體中的知曉度較高，大部分被調查村民都知道國家正在推行新農保政策，但是知道J市是新農保的試點的人卻寥寥無幾。這說明，雖然廣播電視憑借其廣大的覆蓋範圍成為新政策宣傳的主力軍，但是農民通過電視等大眾傳媒得到的相關政策信息都是表層甚至不完整的，而具體的信息需要基層政府部門充分利用當地的組織傳播甚至人際傳播渠道，通過農民喜聞樂見的方式傳遞給他們。
在所有的信息傳播渠道中，除了廣播電視（83％）以外，農民還希望可以通過村裏開會（55.7％）、宣傳單/冊和圖書（55.1％）、張貼公告（43.2％）、親朋友鄰（37.5％）、市/鎮勞保部門（26.7％）、報紙雜誌（26.1％）、互聯網和手機媒體（15.9％）等各種渠道接觸到他們需要的與新農保有關的政策信息。
從農民對上述各種渠道的實際需求程度來看，新農保政策信息的傳播應該重視村民會議的形式。這樣既有利於傳達有關文件信息，也方便農民群眾集中在一起相互交流討論。同時還能夠把握農民對該政策的具體需要和相關反饋意見。其次，不少農民也希望將其想要了解的新農保的信息印刷成宣傳單發放到農民手中，便於他們保存信息。另外，村裏張貼公告等方式對於新農保政策的傳播也是一個有效的傳播方式。總之，有關部門要充分利用好各種渠道，發揮不同渠道的獨特優勢，形成一個信息傳播的網絡，將相關信息有效地傳遞給農民群體。
四、政策下鄉的傳播路徑及其運作邏輯
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國實行的是統一社會政策分級決策體製，一項國家政策的傳達，是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逐級傳遞的過程，帶有濃厚的科層化色彩，農民獲取政策信息的渠道主要是依靠組織傳播的渠道。隨著廣播電視在農村的發展普及以及農村基層政權的改革，大眾媒介逐步取代組織渠道成為農民獲取政策信息的主要渠道。不管是大眾傳媒的勃興，抑或是組織傳播的式微，在中國這樣一個鄉土社會中，人情、麵子一直是人們生活中的重要元素，因此，在政策信息的傳播過程中，人際傳播自始至終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有研究表明，信息的極度缺失是目前農村的普遍現狀。“一方麵大眾媒介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但是這些信息中又嚴重缺乏受眾所需要的有價值的、對自己有用的信息……策傳播的過程中，信息在不同層次傳播環節中缺失了，許多有t利農民的政策並沒有落到實處。”並把政策在不同層次的傳播環節中，傳播信息的失真、流失、截流等現象稱之為政策信息的缺失。而且認為正是我國農村社會自身存在的弱點、政府科層體製造成的組織傳播渠道的不暢以及大眾傳播對農民需求的不準確定位等造成了涉農政策傳播的缺失與低效。
1.大眾傳播：農民與國家的“零距離”接觸
在廣播電視等大眾媒介還沒有進入農村之前，農村對信息的接收主要是依賴於黨政體係以及人際傳播的方式。安德森曾經提出了“想象共同體”的概念，研究了大眾媒介對於民族意識、身份意識建構的重要意義，我們從這個角度出發，可以發現和理解當時鄉村的“國家想象”所具有的悖論性，一方麵是由於缺乏大眾媒介的直接介入，導致鄉村與國家的“距離”很遠；另一方麵是基於體製性的組織傳播模式促使了“國家意誌”在農村的有效實踐，當然這是以“國家與社會”關係為基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