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立核心價值體係，以文化增強國家和民族的凝聚力
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應有其賴以支撐的核心價值體係，否則，這個國家或是民族，就沒有凝聚力。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在很長的曆史時期維係了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穩定，並深深地影響了民族人格。而一旦這種文化體係瓦解，也就意味著這種社會有解體的危險。如1905年清末新政時期科舉製度的廢除，代之而來的是新式教育，這也就在一定程度加速了清王朝自我滅亡的步伐。把一些學子推到了清王朝的對立麵。此例子從反麵說明了封建社會科舉製度，作為教育和選拔人才的製度，包含著一種維係中國封建社會穩定的文化價值體係。而由於長期以來，傳統文化的教育和弘揚，在高等教育中，沒有被置於一個較重要的地位，當這種境況遭遇到文化全球化和價值觀多元化，以及西方話語強勢的大背景時，加之青年學子的天生的好奇之心，中國傳統文化在新一代的心目中就處於弱勢地位，使民族認同感缺失。一九八九年以學潮發展的政治風波，以及在當時用“藍色文明”代替“黃色文明”的叫囂，即為一例證，這不能不拷問高等教育文化使命的缺失。這種價值危機，使十多年通過改革開放取得的經濟建設成果，差點毀於一旦，國家和民族瀕臨於萬劫不複的邊緣。因此，高校要加強對學生的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教育，形成愛國主義、民族大義以及對我國社會主義事業深刻認同的核心價值觀。並以此引領社會形成積極向上的價值體係。
（三）對經濟發展提供直接支持，為國家發展提供軟實力
文化對經濟的貢獻力，不僅體現在文化產業（如影視、人文旅遊等等）對經濟的直接貢獻，還主要表現在對經濟增長的價值支持。如個人的信仰、道德意識、消費觀，財富觀、時間觀、創業觀，以及企業文化、地域文化等等。在傳統的耕讀文化以及重農抑商的背景下，中國就很難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馬克斯.韋伯從生產方式背後的文化力量，考察近代資本主義為什麼出現在西方。他分析：加爾文教派的“預定論”，認為個人在上帝麵前，無力改變自己的命運，這種觀念在新教徒的內心形成強烈的緊張和焦慮情緒，教徒隻能以世俗職業成就和經濟成功，來證明上帝對自己的恩寵和上帝的存在。而這種經濟成就，不是以消費為目的的。[4]
雖然中國傳統文化裏很多負麵的東西，如麵子文化、宗法意識、安於現狀、不尚嚴謹等等，與經濟事業發展要求的公正、法製、冒險、進取等要求相背離。但是，中國傳統文化裏的一些內在價值，如正確的義利觀、天人合一的自然觀、誠實守信的交易觀以及重“老字號”的經濟實體形象觀，對經濟發展和現代化有正向的影響作用。對這些內在價值的挖掘，高校及高等教育應有所作為。
三、高等教育如何強化文化使命
如上所述，文化可以強國，而高等教育的文化使命，是高等教育題中的應有之義。高等教育要充分地重視文化育人功能，文化引領社會功能、文化批判功能、文化吸收和文化創新功能。這幾個方麵的功能又是相互交叉，相互促進的。
曆史上看，高等教育文化育人，是其首要的功能。在古希臘，以哲學家帶門徒、兄弟會、社團（畢達哥拉斯）、學園（柏拉圖）等教育組織方式，履行人類早期的高等教育，辯論、文法、修辭等作為教育的重要內容。在培養辯論才能和政治才能時，還主張心靈的淨化。這些教育，雖然體現了一定的社會功用，但人文屬性很強。[5]而中國的孔子，主張“仁者愛人”的德育和“六藝”的審美和技能教育，至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審美和情操教育，均是文化育人思想的典範，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教育又是雙向的活動，文化育人，主導者在於教師。無論是古希臘的智者學派（公民大會的自由辯論），春秋時期的孔子（諸子百家爭鳴），還是蔡元培領導的北京大學，它們文化育人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的影響力，均得益於有寬鬆的外在環境和學術自由的精神。這樣看來，高校文化育人，就是要為教師營造寬鬆的治學環境，著眼於教師文化和專業的成長，將培養有思想的教師作為前提條件。以教師的實力提升學校的文化實力，以學生的文化素質體現學校的文化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