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論三首
上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不可考。其弊始於昔之儒者，求為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務為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為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為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恥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為高，相習以為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
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為性命之說。嗟夫，子思者，豈亦斯人之徒歟？蓋嚐試論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遺書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為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以為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其始論誠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終極，而其卒乃始內之於《中庸》。蓋以為聖人之道，略見於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之謂也。樂之則自信，故曰誠。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明。夫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入者為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為主也。若夫賢人，樂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為主，而待其餘，則是知之者為主也。樂之者為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嚐不行。知之者為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與樂之者，是賢人、聖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由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為學，慎乎其始。何則？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焉，則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之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
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師襄之徒，而後明於禮樂，五十而後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然其所先得於聖人者，是樂之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問於子路、子貢，二子不悅，而子貢又欲少貶焉。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於衛，而不能不慍於陳、蔡，是豈其知之罪耶？故夫弟子之所為從孔子遊者，非專以求聞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挾其所有，倀倀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可與居安，而未可與居憂患也。夫惟憂患之至，而後誠明之辨，乃可以見。由此觀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中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為聖人有所勉強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
使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
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為若強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為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揖讓退抑以為禮；用器之為便，而祭器之為貴；褻衣之為便，而袞冕之為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曰：此禮之所以為強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盍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為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為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為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也，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夫豈惟磬折百拜，將天子之所謂強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是之謂明。
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逆而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
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朋友妻妾之奉而為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為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下
夫君子雖能樂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記》曰：“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篤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終日安行乎通塗，夫雖欲不廢，其可得耶？《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為過者之難歟，複之中者之難歟？宜若過者之難也。然天下有能過而未有能中，則是複之中者之難也。
《記》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既不可過，又不可不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子曰：“執中為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不極，而會於極。時中者，有所不中，而歸於中。吾見中庸之至於此而尤難也，是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歸於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為時中，而小人之所以為無忌憚。《記》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嗟夫！道之難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竊其名，聖人憂思恐懼，是故反複而言之不厭。何則？是道也，固小人之所竊以自便者也。君子見危則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於中庸；見利則能辭，勉而不辭，以求合於中庸。小人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為惡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善斯可矣。”以古之人為迂，而以今世之所善為足以已矣，則是不亦近似於中庸耶？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何則？惡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難言也。君子之欲從事乎此，無循其跡而求其味，則幾矣。《記》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三
論
論好德錫之福
昔聖人既陳五常之道，而病天下不能萬世而常行也，故為之大中之教曰：“賢者無所過，愚者無所不及。”是之謂皇極。極之於人也，猶方之有矩也，猶圓之有規也，皆有以繩乎物者也。聖人安焉而入乎其中，賢者俯而就之，愚者跛而及之。聖人以為俯與跤者皆非其自然，而猶有以強之者，故於皇極之中，又為之言曰：“苟有過與不及，而要其終可以歸皇極之道者，是皇極而已矣。”故《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又悲天下有為善之心而不得為善之利也，有求中之誌而不知求中之道也，故又為之言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入斯其惟皇之極。”聖人之待天下如此其廣也，其誘天下之人，不忍使之至於罪戾，如此其勤且備也。
天下未有好德之實，而自言曰“予攸好德”，聖人以為是亦有好德之心矣，故受而爵祿之。天下之為善而未協於中也，則受而教誨之。又恐夫民之愚而不我從也，故遜其言卑其色以下之。如是而不從，然後知其終不可以教誨矣。故又為之言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觳，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於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且夫其始也，恐天下之人有可以至於皇極之道，而上之人不誘而教誨之也，故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其終也，恐天下之以虛言而取其爵祿也，故曰“於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蓋聖人之用心，憂其始之不幸，而懼其終之至於僥幸也。故其言如此之詳備。
夫君子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皇極之中，有待小人之道，不協於極，而猶受之。至於待君子之道，何其責之深也。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後可以合於皇極。”然則先王禦天下之術，蓋用此歟？
論鄭伯克段於鄢
隱元年《春秋》之所深譏，聖人之所哀傷而不忍言者三：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於戚，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父子之恩絕；公與夫人薑氏遂如齊，而夫婦之道喪；鄭伯克段於鄢，而兄弟之義亡。此三者，天下之大戚也。夫子傷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尤為深且遠也。
且夫蒯聵之得罪於靈公，逐之可也，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亂之道也。使輒上之不得從王父之言，下之不得從父之令者，靈公也。故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於戚。”蒯聵之不去世子者，是靈公不得乎逐之之道。靈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逐之而立其子也。
魯桓公幹乘之君，而陷於一婦人之手，夫子以為文薑之不足譏，而傷乎桓公製之不以漸也，故書曰：“公與夫人薑氏遂如齊。”言其禍自公作也。段之禍生於愛。鄭莊公之愛其弟也，足以殺之耳。孟子曰：“舜封象於有庳，使之源源而來，不及以政。”孰知夫舜之愛其弟之深，而鄭莊公賊之也。當太叔之據京城，取廩延以為己邑，雖舜複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書曰“鄭伯克段於鄢”，而不曰“鄭伯殺其弟段”。以為當斯時，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夫婦、父子、兄弟之親，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殘之禍至如此，夫豈一之故哉！
《穀梁》曰：“克，能也。能殺也。不言殺，見段之有徒眾也。段不稱弟，不稱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也。於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雲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嗚呼！以兄弟之親，至交兵而戰，固親親之道絕已久矣。雖緩追逸賊，而其存者幾何，故曰於斯時也，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然而聖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傳》曰：“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而又區區於當國內外之言，是何思之不遠也左氏》以為段不弟，故不稱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求聖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論鄭伯以璧假許田
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先儒之論多矣，而未得其正也。先儒皆知夫《春秋》立法之嚴，而不知其甚寬且恕也；皆知其譏不義，而不知其譏不義之所由起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譏隱而不譏桓也。始其謀以周公之許田而易泰山之祊者，誰也？受泰山之祊而入之者，誰也？隱既已與人謀而易之，又受泰山之祊而入之，然則為桓公者，不亦難乎！夫子知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故譏隱而不譏桓。何以言之？《隱》八年書曰“鄭伯使宛來歸祊”，又曰“庚寅，我入祊”。入祊雲者，見魯之果入泰山之祊也。則是隱公之罪既成而不可變矣。故《桓》元年書曰“鄭伯以璧假許田”而已。夫許田之入鄭，猶祊之入魯也。書魯之入祊，而不書鄭之入許田，是不可以不求其說也。“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見鄭之來歸，而魯之入之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見鄭之來請，不見魯之與之也。見鄭之來請而不見魯之與之者，見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嗚呼，作而不義，使後世無以辭焉，則夫子之罪隱深矣。
夫善觀《春秋》者，觀其意之所向而得之，故雖夫子之複生，而無以易之也。《公羊》曰：“曷為係之許？近許也，諱取周田也。”《穀梁》曰：“假不言以，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春秋之所為諱者三，為尊者諱敵，為親者諱敗，為賢者諱過。魯，親者也，非敗之為諱，而取易之為諱，是夫子之私魯也。
論取郜大鼎於宋
桓二年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舉三代全盛之法，以治僥幸苟且之風，而歸之於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時，天子秉至公之義，而製諸侯之予奪，故勇者無所加乎怯，弱者無所畏乎強，匹夫懷璧而千乘之君莫之敢取焉。此王道之所由興也。周衰，諸侯相並，而強有力者製其予奪，邾、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領之不暇，而齊、晉、秦、楚有吞諸侯之心。孔子慨然歎曰：“久矣，諸侯之恣行也，後世將有王者作而不遇焉，命也。”故《春秋》之法，皆所以待後世王者之作而舉行之也。鍾鼎龜玉，天子之所以分諸侯，使諸侯相傳而世守也。
《桓》二年：“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太廟。”且夫鼎也，不幸使齊挈而有之，是齊鼎也，是百傳而不易，未可知也。仲尼曰不然。是鼎也，何為而在魯之太廟？曰，取之宋。宋安得之？曰，取之部。故書曰郜鼎。郜之得是鼎也，得之天子。宋以不義取之，而又以與魯也。後世有王者作，舉《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宋將歸之郜，而後已也。昔者子路問孔子所以為政之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屍故《春秋》之法，尤謹於正名，至於一鼎之微而不敢忽焉，聖人之用意深蓋如此。
夫以區區之魯無故而得器，是召天下之爭也。楚王求鼎於周，王曰：“周不愛鼎，恐天下以器仇楚也。”鼎入宋而為宋，入魯而為魯，安知夫秦、晉、齊、楚之不動其心哉！故書曰郜鼎，明魯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爭也。《榖梁傳》曰：“納者，內弗受也。”以為周公不受也。又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而《左氏》記臧哀伯之諫。愚於麼公羊》有取焉，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善乎斯言，吾有取之。
論齊侯衛侯胥命幹蒲
桓三年苟卿有言曰：“春秋》善胥命。《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敢試論之。
謹按《桓》三年書“齊侯、衛侯胥命於蒲”，說《春秋》者均曰近正。所謂近正者，以其近古之正也。古者相命而信，約言而退，未嚐有歃血之盟也。今二國之君，誠信協同，約言而會，可謂近古之正者已。何以言之？《春秋》之時，諸侯競騖，爭奪日尋，拂違王命，糜爛生聚，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曾何正之尚也，觀二國之君胥命於蒲，自時厥後，不相侵伐，豈與夫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者班也。
故聖人於《春秋》止一書胥命而已。荀卿謂之善者，取諸此也。
然則齊也、衛也，聖人果善之乎？曰，非善也，直譏爾。曷譏爾？譏其非正也。《周禮》大宗伯掌六禮以諸侯見王為文，乃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眾同之法，言諸侯非此六禮，罔得逾境而出矣。不識齊、衛之君，以春朝相命而出耶？以夏宗相命而出耶？或以秋覲相命而出耶？以冬遇相命而出耶？或以時會相命而出耶？眾同相命而出耶？非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眾同而出，則私相為會耳。私相為會，匹夫之舉也。以匹夫之舉，而謂之正，其可得乎？宜乎聖人大一王之法而誅之也。然而聖人之意，豈獨誅齊、衛之君而已哉，所以正萬世也。荀卿不原聖人書經之法，而徒信傳者之說，以謂“春秋》善胥命”，失之遠矣。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之賢者，固亦鮮矣，奚待於齊、衛之君而善其胥命耶？信斯言也，則奸人得以勸也，未嚐聞聖人作《春秋》而勸奸人也。
論禘於太廟用致夫人
僖八年甚哉，去聖之久遠，三《傳》紛紛之不同，而莫或折之也。禘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薑，非禮也。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於同，不祔於姑，則弗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氏，譏以妾為妻也。蓋聘於楚而脅於齊，媵女之先至者也。”《轂梁》曰成風也，“言夫人而不言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詞，非正也”。
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三家之說，《左氏》疏矣。夫人與公，一體也。有曰公曰夫人既葬，公以諡配公，夫人以諡配氏，此其不易之例也。蓋有既葬稱諡，而不稱夫人者矣。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撻，而未有不稱諡而稱夫人也。《公羊》之說，又非人情，無以信於後世。以齊楚之強，齊能脅魯使以其媵女為夫人，而楚乃肯安然使其女降為妾哉？此甚可怪也。且夫成風之為夫人，非正也。《春秋》以為非正而不可以廢焉，故與之不足之文而已矣。方其存也，不可以不稱夫人而去其氏，及其沒也，不可以不稱諡而去其夫人。皆所以示不足於成風也。況乎禘周公而“用致”焉，則其罪固已不容於貶矣。故《公羊》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
論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
文六年《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為文異者，君子觀其意之所在而已矣。先儒之“論閏月不告朔”者，牽乎“猶朝於廟”之說，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不郊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是也。
夫子傷周道之殘缺，而禮樂文章之壞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為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書曰“猶朝於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於廟也。夫子之時，告朔之禮亡矣，而有餼羊者存焉。夫子猶不忍去，以誌周公之典，則其朝於廟者，乃不如餼羊之足存歟！《公羊傳》曰：“曷為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以其幸之之詞而為甚之之詞，宜其為此異端之說也。且夫天子諸侯之所為告朔聽政者，以為天歟為民歟？天無是月而民無是月歟？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月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歟？
夫周禮樂之衰，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漸遂至於掃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左氏傳》曰：“閨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而杜預以為雖朝於廟，則如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
論用郊
成十七年先儒之論，或曰魯郊僭也，《春秋》譏焉，非也。魯郊僭也，而《春秋》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之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於《春秋》，而夫子無所致其譏也。無所致其譏而不譏焉，《春秋》之所以求信於天下也。夫以魯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惡如此之著也。夫子以為無所致其譏而不譏焉，則其譏之者，固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
郊之書於《春秋》者，其類有三。書卜郊不從乃免牲者，譏卜常祀而不譏郊也。鼷鼠食郊牛角，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者，譏養牲之不，謹而不譏郊也。書四月、五月、九月郊者，譏郊之不時而不譏郊也。非卜常祀、非養牲之不謹、非郊之不時則不書，不書則不譏也。禘於太廟者，為致夫人而書也。有事於太廟者，為仲遂卒而書也。《春秋》之書郊者，猶此而已。故曰不譏郊也。
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有天子之禮樂，而記郊之變焉耳。《成》十七年：“九月辛醜，用郊。”《公羊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猶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且夫郊未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時之甚也。杜預以為用郊從史文，或說用然後郊者，皆無取焉。
論會幹澶淵宋災故
襄三十年春秋之時忠信之道缺，大國無厭而小國屢叛，朝戰而夕盟，朝盟而夕會，夫子蓋厭之矣。觀周之盛時，大宗伯所製朝覲、會同之禮，各有遠近之差，遠不至於疏而相忘，近不至於數而相瀆。春秋之際何其亂也，故曰春秋之盟，無信盟也，春秋之會，無義會也。雖然，紛紛者天下皆是也。夫子將譏之，而以為不可以勝譏之也，故擇其甚者而譏焉。桓二年會於稷，以成宋亂。襄三十年會於澶淵，宋災故。皆以深譏而切責之也。
《春秋》之書會多矣，書其所會而不書其所以會。書其所以會，桓之稷、襄之澶淵而已矣。宋督之亂，諸侯將討之，桓公乎之，不義孰甚焉？宋之災，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其財，既而無歸，不信孰甚焉？非不義不信之甚，《春秋》之譏不至於此也。《左氏》之論，得其正矣。
皆諸侯之大夫，而書曰某人某人會於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且夫見鄰國之災，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約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書其始之為君子仁人之心，而後可以見後之為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蓋明白如此。而《公羊傳》曰：“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其所為何？錄伯姬也。”且《春秋》為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區區焉為人之死錄之，是何夫子之誌不廣也！《穀梁》曰：“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為善；澶淵之會，中國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如《穀梁》之說，宋之盟可謂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嗚呼！《左氏》得其正矣。
論黑肱以濫來奔
昭三十一年諸侯之義，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過也。故夫以力而相奪，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謂“暴君”也。侵之雖不以兵，奪之雖不以力，而得之不義者，《春秋》之所謂“汙君”也。鄭伯以璧假許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此諸侯之以不義而取魯田者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莒牟夷以防茲來奔，黑肱以濫來奔，此魯之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者也。諸侯以不義而取魯田，魯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皆不容於《春秋》者也。
夫子之於庶其、牟夷、黑肱也責之薄，而於魯也罪之深。彼其竊邑叛君為穿窬之事，市人屠沽且羞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譏哉？夫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招聚小國叛亡之臣，與之為盜竊之事，孔子悲傷而悼痛之，故於三叛之人，具文直書而無隱諱之詞，蓋其罪魯之深也。先儒之說，區區於叛人之過惡，其論固已狹矣。且夫《春秋》豈為穿窬竊盜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盜竊之事，將不禁而自絕，此《春秋》之所以用意於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書齊豹盜，三叛人名。”而《公羊》之說，最為疏謬，以為叔術之後而通濫於天下，故不係黑肱於邾。嗚呼，誰謂孔子而賢叔術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