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冬天的一個晚上，我直到很晚才離開報社。當汽車行駛到公共租界與法租界交叉處的一條街道上，我的司機突然把車停下來，示意我看被眾人圍起來的一根電線杆。
我猜測可能發生了意外，就打算上前看一下。於是，我擠進由中國人和洋人組成的人群，同時吩咐司機去拿車上的手電筒。當手電筒的光照射到地上時，一顆孤零零的人頭進入四周人群和我的眼簾，大家異口同聲地大叫起來，我也被嚇了一大跳。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年輕人的頭顱，而且是剛剛被砍下來的。這是因為，這個腦袋的額頭上還留有汗珠，鮮血不斷地從被砍處向外流。
這個時候，越來越多的人趕來看熱鬧。有些人還穿著晚禮服，可能是剛剛參加完晚會，或者看完戲，準備回家。我的司機拿著手電筒，在電線杆下麵來回照射。這個時候，圍觀的人群無不感到厭惡，不斷地向後退去。突然，我的司機大聲讓我看那根電線杆。我仔細觀看，發現一張白紙貼在離那顆人頭一英尺高的電線杆上，白紙上麵有一些漢字，好像是剛剛寫上去的。我的司機邊念邊罵，同時用他的洋涇浜英語告訴我，那張白紙上寫著“警告報社編輯”幾個字。這張白紙上還寫道：這顆人頭是一個中國人的，他是某報的編輯，他之所以被殺，是因為他曾寫文章反抗日本和汪精衛偽政權；所有其他編輯，如果繼續與日本和汪偽政權作對，就將遭到與這個人同樣的下場。
這時，我的司機拿著手電筒照射這位死於日本人暴行之下的不幸者，同時破口大罵。他還用學會的幾句英語告訴我，死者是《申報》的汪先生。沒錯，《申報》的汪先生在這幕慘劇發生前的幾個星期，莫名其妙地失蹤了。據稱，有人把這位汪先生抓到了滬西的吉斯菲爾路七十六號。“七十六號”位於公共租界邊緣，它是汪精衛偽政權及其黨羽的大本營，也是上海最令人厭惡的地區的中心。吉斯菲爾路七十六號原本是一座有很高圍牆和一個大鐵門的西式住宅，由外國人居住。汪偽政權接收它以後，把它變成了特工總部。在那裏麵設有各種刑具，包括不同種類的電刑刑具，汪偽政權的走狗用這些刑具逼迫那些無辜者，將親友的名字、住址及儲藏財物的地點如實說出來。
這個臭名昭著的“七十六號”有一個老規矩：那些有影響力或有錢的人被抓進來後，總是先被帶去參觀其他囚犯受刑。過幾天後，“七十六號”的人再來找他們，問他們是否願意回家。如果他們非常富有並且願意把財富都獻出來，或者他們供出有錢的親屬的姓名和住址，或者他們同意參加汪偽政權，與那些人同流合汙，他們就會被釋放。徐甲斌是一個畢業於美國密歇根大學的中國人，他是中國著名的新聞記者，也曾擔任中國國民政府財政部的新聞聯絡官員。他也曾遭到“七十六號”逮捕，並被關押了一個月。在被關押的那段時間裏，汪精衛的走狗在附近的院子裏開槍殺人的畫麵，他幾乎每天都能看到。後來，他重新獲得了自由，因為他答應在汪政權的偽中央銀行工作，還把家裏大約價值30萬美金的財產全部交出來。他被釋放後，我曾采訪過他。那時他對我說，抓他的人告訴他，他在汪偽政權的國家銀行任職後，用不了多長時間，他就能夠收回交出來的全部家產。
吳四寶是“七十六號”的主要頭目。他當過多年的司機，還曾給費信惇這個公共租界的美國籍主席開過車。就是在給費信惇開車時，他的命運發生了轉變。當時他成為了司機行業中的老大，不僅發了財，還變胖了，變得驕橫起來。當時，他從公共租界當局的汽車倉庫中偷出輪胎、汽油及其他物品，然後再賣出去。日本人占領上海，設置汪精衛傀儡政權後，吳四寶受到了重用，被任命為“七十六號”行動隊隊長。
吳四寶有一個習慣，每當傍晚來臨，他就會帶著他的俘虜出去散步。當他帶領俘虜來到圍牆的一角，那裏有幾座新堆起來的墳墓，他就會伸出手臂，親切地摟著俘虜的脖子，告訴俘虜交出多少錢和參加汪偽政權的種種好處。這個時候，不用他說，他的俘虜也知道拒絕的後果。
不過，盡管日本兵將公共租界整個包圍起來，盡管經常會遭到暗殺，但中國新聞工作者無一不忠於他們的政府。另外，上海的中國新聞工作者，對英美控製公共租界有一種近乎狂熱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