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現象的達成，究竟是由於農民“鬥爭”，還是某種“情讓”（或所謂“道義經濟”），即傳統儒家理念作用的結果？抑或是市場上“交易雙方的一種日常性調試”？對此還存在不同的意見和爭論，也很難給出一個斷然的回答。
換一個角度來看，如果說中國曆史上存在若幹農民大起義（十八世紀幾乎沒有），同理，在日常生活中農民也可能有很多方法來對付地主，並由此漸漸修改了製度。我們不應把農民的這種能力，總與其行為的成果割裂開來。也不應把他們的形象理解為隻是逆來順受，懦弱不堪。這，應該說是一種互動的結果，或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一種常態（用“日對仇讐”來形容這種關係並不妥當）。
依據張五常“佃農理論”的說法：隨著某一地主土地由個別佃戶向著更多的佃戶出租，同一地畝的地租率將會下降，而總產出卻可能上升。若在這句話前邊加上“隨著人口的逐漸增加”，後邊所發生的，豈不恰是清代中國的曆史事實？
13.糧政上的新舉措
在糧政上的新舉措，才是乾隆初年政事中的重中之重。雍正十三年九月，上諭王大臣等，就說到“倉廩實而知禮義”，欲“養民教民”，實現“三代之治必可複，堯舜之道必可行”的理想。
十月，嚴禁地方官匿災。
乾隆元年殿試，製題曰：
夫民為邦本，固當愛之，愛之則必思所以養之，養之則必先求所以足之。朕欲愛、養、足民，以為教化之本，使士皆可用，戶皆可封，以臻唐虞之盛治。
其基本構想，即首先解決民生衣食的根本問題，再在“愛民”、“養民”、“足民”的基礎上實行“教民”，以期達到三代之治的最高理想。同時雖提到“倉廩實”及“惟恐一夫不獲其所”雲雲，似未確定具體的行動目標。
在乾隆初政，預期將有一番新的作為的情況下，從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到乾隆元年一年之內，內閣學士方苞連上三疏（“請定常平倉穀糶糴之法劄子”、“請備荒政兼修地治劄子”及“請定經製劄子”），以第三疏於增加積儲，言之猶為激切：
臣聞三王之世，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漢唐以後，歲一不熟，民皆狼顧，猶靠海內為一，挹彼注茲，暫救時日，然每遇大祲連歉，君臣蒿目而困於無策者，比比然矣。蓋由先王經世大法墮失無遺。
所謂“漢唐以後”雲雲，似即針對清代糧政現狀而言。
全祖望說：今上即位，有意大用方苞。尋遷禮部侍郎。“詔許數日一赴部，平決大事。公雖不甚入部，而時奉獨對，一切大除授並大政，往往諮公，多所密陳，盈庭側目於公”；“公之密章秘牘，世所未見”；和碩履親王嚐曰：“其強聒令人厭，然其堯舜君民之誌，殊可原也”。
乾隆二年，方苞再以雍正八、九年間河南旱荒，“盡發數年所積倉穀五十餘萬石，兼截漕糧以散之，穀尚不敷，乃折銀以代穀，而無穀可糴”的例子，證大災大饑之必應備，複上疏稱：
諸臣設更有如雍正九年衛、彰等處之旱荒，將何以贍之？倘有如漢、唐、宋、明一二千裏之水旱，皇上即不惜數百萬帑金以賑之，而水路不通之地雖有米糧，將如何轉運，況鄰省亦無積穀乎？……
臣願我皇上，熟計審處，斷自聖心，勿以浮言而阻實政也。
方苞的上述想法，可以說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也很能動人聽聞，對於皇上堅定增強倉儲的決心乃至糧政上的巨大改變，可能起過重大的作用。
乾隆以前，清代倉儲存在許多不盡人意之處。清代初年，政府即使有心也無力於增加倉儲。康熙朝平定三藩之後，屢次勸捐倉穀，但屢積屢散，實儲多不足恃，有事多靠中央儲備。雍正間尤賴省際調撥，而輔以民間商業流通。其時國家倉儲雖有定額，實儲遠為不足。故曰：“康熙間倉儲，有銀無米；雍正年間，雖經整飭，亦未詳備”。因此不管方苞所奏是否動聽，當時倉儲的實際情況和糧政本身的重要性質，確實為今上提供了一個選擇的可能和施展抱負的宏大舞台。
乾隆二年五月，上宗諭：“養民之政多端，而莫先於儲備”；“今天下土地不為不廣，民人不為不眾，以今之民耕今之地”，理應“儲蓄有備，水旱無虞”；而“我國家休養生息，民物滋繁，宜其戶慶盈寧，蓄積饒裕，乃猶時虞匱乏之虞，其咎安在？”表示在糧政方麵將有一番大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