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項最新最具雄心的酗酒研究，研究者是馬裏蘭大學的卡洛·迪克萊門特（CarloDiClemente）帶領的研究團隊，被試者是巴爾的摩地區一群正在接受酗酒治療的人。其中很多人曾被法院勒令接受專業治療，否則就進監獄，所以他們不是理想樣本，不能很好地代表想戒酒的人。他們也許隻為了不進監獄而敷衍著接受專業治療。研究者考量了多種多樣的心理變量，然後緊密跟蹤了被試者幾個月，以驗證一係列假設。最後，很多假設都沒有得到證明。但是，研究者確實分離出一個重要的外部因素來預測被試者能否一直不碰酒、酒癮偶犯會有多嚴重——是狂飲還是喝一兩杯就管住自己不再喝。研究者問被試者是否聯係了他人幫助他們避免喝酒，發現比較擅長爭取他人幫助的被試者最後戒酒效果最好。
社會支持是一種特殊的力量，它可以從兩個途徑起作用。大量研究表明，孤單地活在世上是有壓力的。與社交網絡豐富的人相比，獨居者和孤獨者幾乎在每種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上的發病率都更高。其中部分原因在於有心理問題或生理問題的人所交朋友更少，確實，有些原本打算與他們交朋友的人也可能因為他們表現出的適應不良而嚇跑。但是，僅僅是獨居或者孤獨也會導致問題。缺少朋友，就比較容易酗酒、吸毒。
然而，並非所有社會支持都是一樣的。有朋友，也許對你的身心健康極好。但是，如果你的朋友都又酗酒又吸毒，那麼他們也許幫不了你克製自己的衝動。例如，19世紀的美國有個社交習俗叫“燒烤定律”（barbecuelaw），具體含義是所有參加燒烤聚會的男子都要不醉不歸。拒絕喝酒，就是對主人以及其他參加聚會之人的嚴重侮辱。較近一些，很多研究發現，有朋友的鼓勵，人們喝得更多。與酗酒問題或吸毒問題作鬥爭的人，需要他人幫助自己不喝酒或不吸毒。正是因為這一點，AA那樣的團體是極其有益的。酗酒者大半輩子生活在飲酒者中間，想象不到另外一種同伴壓力會帶來什麼好處。克萊普頓直到身陷黑澤爾登才開始求助於其他想戒酒的人。卡爾第一次嚐試戒酒時，去教會參加過一些AA集會，但是剛開始看到那些雜亂的人群、聽到那些誠摯的故事時，她猶豫了。
她一直遠遠地觀望著，直到有次喝得特別高。之後，她聽從了AA的建議，選了AA的一個成員——波士頓的一個資深學者——做她的保證人，也就是她的私人顧問。保證人每天都跟她談超能量，雖然她沒有耐心聽，但是談話仍然起到了效果：“我每周幾個晚上去教堂地下室參加集會，在她的幫助下，我兩個月沒喝酒：我付出了很大努力才取得這個成果，可是這個成果沒有給教堂地下室外麵的任何人留下印象。”找保證人喝咖啡慶祝兩個月不碰酒的勝利時，卡爾抱怨了AA中的失敗者和懶惰者以及他們的“精神垃圾”（spiritualcrap）。然後，保證人建議她換種方式看待超能量以及教堂地下室的團體。卡爾是這麼回憶的：
“她說，這兒有一群人。他們人數比你多，收入比你多，體重比你高，因此——經過簡單的計算——他們是一股比你強大的力量。他們當然比你更了解戒酒……如果你有問題，那麼讓團體來解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