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這座封建時代北京城的最高建築，即將消失它作為封建皇權的特性，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的舉行將賦予它全新的意義，使它從此擁有嶄新的時空。
經過反複權衡，周恩來終於揮毫蘸墨，寫下了意見：毛主席、總司令、少奇同誌閱：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閉幕後。閱兵地點以天安門前為好。時間到時再定。檢閱指揮員由聶（榮臻）擔任，閱兵司令請朱德同誌擔任。
這個意見傳到劉少奇手上，他在自己的名字上畫了一個鬆子般不大不小的圈圈。
毛澤東和朱德沒有在這份意見上畫圈，他們聽取了周恩來的口頭介紹和分析，同意在天安門前舉行開國大典。
自1949年10月1日起，天安門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征。
（三）毛澤東像掛上天安門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主任的開國典禮籌委會。大典籌委會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用血肉鋪就了新中國誕生的道路，勝利來之不易，人民終於推倒“三座大山”的壓迫，當家做了主人，人民終於站起來了，這是可喜可賀、普天同慶的盛事。舉行盛大的慶典，要莊嚴、隆重、熱烈、喜慶，大典的一切工作都要圍繞這一主題。人民的心中有一杆秤，沒有共產黨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懸掛主席像正是人民的願望。
裝修天安門的工作交給了當時的華北軍區政治部宣傳部，真正落實工作的是宣傳部所屬的文工團舞美隊，也就是現在的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天安門兩側紅牆上，要寫上兩幅巨大的莊重醒目的橫幅標語：“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央人民政府萬歲！”這是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擬定的。而畫毛澤東畫像的任務責無旁貸地落在了由徐悲鴻任院長的國立藝專（解放後與華北大學藝術係合並，改為中央美術學院）實用美術係的講師、畫家周令釗身上。任務之所以交給周令釗，是因為早在1949年4月20日在北平六國飯店舉行的國共和談中，布置會場的周老師畫的一幅毛澤東戴八角帽的油畫就懸掛在會議室內，得到了中央領導的一致好評。
“文化大革命”前毛澤東畫像固定為每年“五一”、“十一”各掛10天左右，在“文革”期間改為天天懸掛，並且一直沿用至今。今天人們所看到的毛澤東畫像6米多高，5米多寬，重達1噸。由於它掛在室外，又是在天安門廣場這麼一個大環境下，每年都要經過風吹、日曬、雨淋，一年下來，顏色會發生變化。因此，每年10月1日前一天的晚上，都要進行一次更換，又因更換是在夜間進行，所以一般人無緣目睹。
天安門城樓共掛過幾幅毛澤東畫像，戴八角帽的畫像是天安門懸掛的第一幅毛澤東的畫像。能被挑選出來畫開國大典上懸掛的主席像，自然是十分榮幸的事。接到任務的湖南平江籍畫家周令釗徹夜難眠，他和妻子陳若菊認真地以革命浪漫主義的手法，用畫筆形象地把毛主席的思維精神表達出來，表現主席開闊的心胸，表達全國人民喜慶的心情。這幅畫像是在天安門城樓上東山牆下完成的，工人們為此搭起了三層高的腳手架。時年30歲的周令釗和幾位油漆工人站在高架子上繪製毛澤東巨幅畫像：毛澤東頭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製服，臉部稍仰，洋溢出慈祥的笑容。周令釗用的是方格放大法。先把小照片打滿正方形的小格子，然後畫一幅大約30厘米×20厘米的小稿，再在小稿子上打格子，然後再畫大畫。原照片是新華社攝影局的鄭景康在延安時拍攝的，也是當時解放區最流行的一張主席像。周令釗一手拿著畫筆，一手扶著梯子爬上爬下，把方寸大的照片放大在高6米、寬4.6米的鐵皮畫框上，大約用去了20天的時間。在即將完成的一天，一向以嚴謹的軍容風紀著稱的大典籌委會副主任聶榮臻元帥登上了天安門城樓，隔著老遠，聶帥就發出了讚歎：“蠻像的。”可一走到近處，聶帥發覺主席畫像的衣領是開著的，他叮囑周令釗要把主席的風紀扣扣好，周令釗立即動手修改，扣好了主席的衣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