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會安定
貞觀之初，全國上下在唐太宗的帶領下，君民一心，經濟很快得到了好轉。
到了貞觀八九年間，牛馬遍野，百姓豐衣足食、安居樂業。人們晚上睡覺的時候用不著鎖門，走在路上見到別人丟的東西也不撿起來據為己有。全國上下出現了一片欣欣向榮的升平景象。
貞觀四年（630年），全國被判為死刑的人僅有二十九個。到了貞觀六年，死囚共三百九十人。年末的時候，唐太宗都會親自來到監獄巡視，準許他們回家辦理後事，第二年秋天再回來受刑（古時秋天行刑）。到了第二年九月，三百九十個囚犯全都回來領刑，沒有一個人逃亡。
唐太宗見到這種情況也為之感動，將這三百九十人全部赦免了。這件事情不僅在當時，而且在後代，無論是小說還是戲劇中，都被人們廣為傳頌。那時的中國政治清明，官吏各司其職，人民安居樂業，不公平的現象非常少，國人心中沒有多少怨氣。百姓們豐衣足食，心平氣和地過日子，不會為了生存鋌而走險，因此犯罪事件也就少之又少了。
（二）政治清明
貞觀時期是中國曆史上一個令人驕傲的時期，因為此時政治清明，幾乎沒有貪官汙吏，這也是李世民最值得稱道的政績。在李世民統治下的中國，皇帝率先作為榜樣，大臣們一心為公，官員們各安本分，濫用職權和貪汙瀆職的現象降到了曆史上的最低點。那個時代，在人們的心目中，貪官汙吏是最可恥的，官員們大都能把自己的精力放在自己的事業上，克己奉公、盡職盡責的良好風氣在官場上廣為盛行。更為可貴的是：
李世民也能夠率先垂範，嚴於律己，為群臣百官作一個良好的榜樣。一方麵，統治者精明自律，官吏貪汙的動機很小；另一方麵，社會的大風氣非常清明，貪官汙吏難以找到藏身之地。
貞觀時期，貪汙腐敗現象十分罕見。大臣官員們都能清廉自守，甚至過著十分清貧的生活，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對國家盡心盡責，為人忠貞正直、體恤百姓，留下了很多傳誦千古的故事，這些故事不僅在當時令人稱道，就是在今天聽來也十分讓人感動。岑文本是中書省的副長官，後來當了中書令。雖然做了高官，但是他家裏的房子又小又濕。有人勸他說：“你應該為自己打算打算，置備點家產吧！”他卻回答說：“現在我身居要職，整天忙於處理政事，生怕有一點紕漏，哪裏有工夫置備家產呢？”
（三）國界開放
從“貞觀之治”開始，唐代同亞非各國的文化交流有了巨大的發展。貞觀時期，中外使節的交往頻繁，各國與唐朝經濟聯係加強，文化藝術的交流也隨之增多，唐帝國逐漸發展成為當時世界上最文明強盛的國家，首都長安也成了世界級的大都會。那時唐朝神奇的魅力吸引著世界各國仁人誌士的目光，貞觀時期就有很多移民、僑民來唐定居，各國使臣、權貴、留學生、商人、僧侶、樂工、畫師和舞蹈家聚居長安，彼此交往，為亞洲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
長安也開始從唐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逐漸發展成為中外文化交流最重要的都市。貞觀五年（631年），東突厥平定後，遷居長安的突厥人已經將近萬家，以後西突厥和中亞各族人民都有成批遷居長安的。波斯人在長安經商致富，印度人在長安宣傳佛教，整個長安熱鬧非凡。
唐朝以高度的自信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成為中國曆史上少有的開放王朝。
外國人入境和中國人出境並沒有太嚴格的限製，既不擔心中國人出去後數典忘祖，也不擔心外國人進來後喧賓奪主，更不擔心外來文化把自己淹沒。貞觀時期的國民素質也非常高，對外國僑民既不歧視也不奉迎。外國人在中國就像在自己家裏一樣，享有和中國人一樣的公民權利，不但可以發財致富，還可以從政當官。來自阿拉伯和日本的僑民就有不少在中國擔任官職的，有的還擔任部長級高級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