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維新誌士從西方啟蒙思想家中獲得了民主自由的思想，並以此為武器，批駁傳統君權神授說，其目的在於攻擊封建君主專製製度，伸張資產階級民權。嚴複、譚嗣同等人對專製君主製度的攻擊，首先抓住了為君主辯護的君權神授論，他們對君主的產生和對君、臣、民關係的分析，比較接近於西方的民主平等、社會契約的基本觀點，明確提出廢除封建的君主專製和推廣自由民主的要求。他們對中外古今曆史上重民輕君、民本君末的政治學說加以繼承、綜合和發展，並且作了較大改動，這些都反映了資產階級的民主要求，對於揭露君權神授的迷信，摧毀封建君權主義理論基礎，掃除專製君主至高無上的權威，啟蒙民眾的覺悟，都有巨大的、不可低估的曆史價值。
從政治上講，戊戌維新運動的根本目標是君主立憲，建立議會製度，實行民主政治。他們極力強調效法歐美的民主製度，分定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用來改變國家的政治體製，立憲法以改國憲，設議院以行民權。他們還試圖用行政管理製度來取代清廷的軍機處和六部，是資產階級利用和平手段奪取政權的嚐試，盡管這些並不都能付諸實踐，或者在強大頑固勢力的碰擊下失敗，但維新誌士們已經勾畫成立憲製的藍圖，這是難能可貴的。在幾千年封建專製統治下的中國，提出這樣的主張，並勇敢進行嚐試，足以證明維新派的鬥爭勇氣和改革的強烈願望。
（二）促進當時社會的進步
戊戌變法沒有使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擺脫貧困與落後，沒有改變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但戊戌變法在很多方麵，使人們思想獲得一定程度的解放，也成為人們促進社會進步的驅動力。戊戌變法以後的幾年間，在社會生活的某些領域，民主主義思潮很快形成，社會生活裏增添了許多新內容、新氣息，使民間死水一般沉寂的社會生活發生了某些新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幾千年來所少有的。在社會生活領域，小自個人家庭，大至社會群體，內從思想觀念，外到人際交往，城鎮鄉村、男女老幼，都程度不等地發生了變化。
戊戌變法後不到三年，清政府頒布了“回鑾新政”的諭旨，在若幹方麵放鬆了對社會發展的局限，這實際是戊戌變法所促成的。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民主革命風潮勃然興起，推翻清王朝的專製統治，已經被革命黨人提上日程，戊戌變法在客觀上加速了清廷覆亡的進程，推進了中國社會的政治民主化。
戊戌變法的根本目標是發展資本主義，振興民族工商業，富民強國，康有為在變法之前曾提出一個比較全麵的經濟改革方案，希望中國能夠走上近代機械化道路。在變法期間，由維新派提請光緒皇帝頒布的詔書中就提到經濟改革的事宜，其中明確把發展資本主義工業作為發展經濟的基本國策。事實上，戊戌變法以後，民間創辦新式企業已成風氣，尤其到20世紀初期，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進入一個黃金時期，這是當時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方麵。
在思想文化領域內，戊戌變法的推動者掀起一場社會啟蒙運動。維新誌士們提出了更多的新觀點和新思想，形成近代意識的革新思潮。他們用西方近代政治學說，破除中國人固有的封建桎梏、保守思想，抨擊封建主義綱常名教，要求個性解放和人格獨立。他們倡導鼓勵民力、開啟民智、創新民德，全麵改良中國國民性，提倡男女平等、各自獨立的主張，認為中國要救亡圖存，興國智民，就必須首先解放婦女，使婦女獲得與男子平等的政治經濟地位。此外，維新誌士還對中國傳統觀念中的某些言行規範進行剖析。例如，他們用西方近代的幸福主義反對封建禁欲主義。用開明自營即合理的利已主義反對封建禮教對人個性的壓抑和對個人利益的抹煞，等等。這些表明戊戌變法也是一次深層次的思想啟蒙運動，他們用西方資產階級的理性精神，點燃中國近代的文明之火。此後，先進的中國人翻然醒悟，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形成全國上下競相學習西方思潮的局麵。因而，戊戌變法運動在民族覺醒和民主意識方麵產生了振聾發聵的思想解放作用，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