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協調好士農工商“四民”的關係。管仲認為“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管子·小匡》）。即士農工商四類人都是國家的基礎。為了保持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健康發展，這四類人“不可使雜處”，理由是“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因此“聖王之處士必於閑燕，處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這就是說，士農工商四民的聚居地要有所區分，而且要相對穩定。具體說來，則是“三其國”、“五其鄙”。“三其國”就是把國都分為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齊桓公親自帥十一鄉，大貴族高子、國子各帥五鄉。同時設立“三軍”，也分別由齊桓公、高子、國子率領。另外“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製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裏，裏有司；四裏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在國都建立起嚴密的管理體係。所謂“五其鄙”是指在郊區“製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勿有淫佚者”。實行這種“定民之居”的辦法，不僅有利於管理，有利於分工，而且有利於同業內部的互相交流學習。更重要的是，這種製度實際上是寓兵於農，有利於兵民之間的轉換。由於大家長期生活在一起，夜間作戰，隻要聽到聲音就能辨別出敵我；白天作戰，隻要看見容貌，大家就能認識，無形中提高了齊國軍隊的戰鬥力。管仲還認為，老百姓太窮太富都不好。太富則對爵祿不會動心，太窮則不畏刑罰，兩極分化會導致國家法令不行。為了保持“四民”相對平等的經濟地位，又提出對他們不能一視同仁，政策上必須有所傾斜，“富而能奪，貧而能予”（《管子·國蓄》）。對農民采取扶持政策。農民是社會的多數，農業又是經濟的基礎，所以“興利者，利農事也”（《管子·治國》）。對手工業則宜實行官營和私營兩套體製，對不同行業采取不同的、靈活的管理辦法。能工巧匠不能生產奢侈品，必須滿足全社會的需要。他在《管子·輕重甲》篇對商人的界定則是：“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非君所賴也，君之所與。”富商巨賈如果任其自流，其後果是“貧者失其財”、“農業失其五穀”，商人最終操縱國家的經濟命脈，甚至幹預政治，造成“一國而二君二王”。所以管仲主張在發展商業的同時，必須打擊富商巨賈。鹽鐵、糧食、布帛等重要物資均由國家壟斷經營。
2.相地而衰征，關市幾而不征。這是管仲針對郊區農業和商業的改革。所謂“相地而衰征”是指根據土質的好壞美惡，也就是區分“陸、阜、陵、墐、井、田、疇”的不同情況，從而確定對土地征收賦稅的多少。《管子·大匡》中還講到了具體的征收辦法：“案田而稅，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饑不稅。”這裏不僅考慮到了土地的情況，而且考慮到了年景，兩年收一次稅，好的年景征收十分之三的稅，一般的年景十分之二，差的年景十分之一，荒年則不收稅，這當然比不分青紅皂白征收同樣的賦稅要合理得多，也更便於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管仲的這一改革措施實際上是對舊的井田製度的根本的變革和瓦解，他以政治家的敏銳目光，準確地把握住了曆史發展的方向，從而作出了英明抉擇，極大地促進了齊國農業經濟的發展。所謂“關市幾而不征”則是指對於來往的貨物，無論是幾經周轉，都免征關稅和市稅。這一政策的施行極大地刺激了齊國商業的發展，也吸引了周邊諸侯國的商人前來齊國做生意，一時“諸侯稱廣焉”，不僅大大有利於齊國人民的富裕和經濟的發展與繁榮，而且用經濟的紐帶緊緊地把諸侯國與齊國的利益捆綁在了一起。另外，為了增加軍資，解決軍隊的武器問題，管仲還規定犯了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來贖罪。犯重罪，可用甲與車戟贖罪；犯輕罪，可以用車戟贖罪；犯小罪，可以用銅鐵贖罪。這樣在不加重人民負擔的情況下就很輕鬆地改善了軍隊的裝備，同時又使犯罪的人得到改過自新的機會，受到了人民的擁護。
管仲在齊桓公支持下對內政的改革，雖然打著“修舊法”的旗號，但其目的不過是讓人們容易接受而已。其改革的實質，實際上是對已經不適應社會曆史發展的舊有製度的根本改變。對於這一點，元代詩人陳孚正看得非常清楚：“畫野分民亂井田，百王禮樂散寒煙。”他們的這一改革徹底顛覆了西周初年周公所建立的以“周禮”為基本框架的禮樂井田製度，開春秋變法之先聲，為齊國的霸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司馬遷在《史記·管仲列傳》中說：“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強於諸侯。”通過改革，齊國各方麵的關係都理順了，士農工商四民各安其居，國家的積蓄增多了，人民的負擔減輕了，軍隊的實力增強了，為齊國稱霸做足了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