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進行以上三項大的改革外，子產在用人、聽取輿論監督、重人事遠天道等方麵，都表現出了古代傑出政治家的風範。據《左傳·襄公三十年》載：“子產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這是說，子產執政後，立即著手選賢任能，組建強有力的班子。他根據每個人能力、特點的不同，擇長而用，交互搭配，使每個人都能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優長。馮簡子善於作決斷，子大叔長得一表人才且辦事有條理，公孫揮（即子羽）對於外交事務非常熟悉，又熟知各國卿大夫的族姓、爵位和能力，裨諶則善於謀劃，尤其是在郊外謀劃，頭腦更清楚。所以子產遇到內政外交方麵的事務，首先谘詢子羽，並讓他起草相關文書；然後再與裨諶乘車到郊外商討具體事務，看看文書是否合適；再讓馮簡子參與決斷，定下來後，交由子大叔辦理執行。因而在內政外交政策的製定、製度的設計、法令的草製等各個方麵都能恰到好處。孔子曾經這樣描繪理想中的命令發布：“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裏子產潤色之。”可見子產所舉任的人才是得到大家公認的。盡管鄭國處在晉楚兩大國之間，強族也仍舊專橫，但當時無論內政外交都比過去要穩定得多。
三、子產的政治胸懷
前麵已經提過，子產執政初期，鄭人並不信服，常常對當局發發牢騷，“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這件事惹得鄭國大夫然明老大不快，覺得失了麵子，玷汙了官老爺們的身份。再無恥點，還可以說是委屈，草民們拿官老爺盡瘁國事的好心當做了驢肝肺！哇，這還了得？於是勸子產把鄉校毀掉，給這幫不知深淺的草民一點顏色瞧瞧。出乎意料的是，子產對這位及時獻忠心的“好同誌”並不感冒，他告訴然明：“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不僅不接受毀掉鄉校的建議，反而非常重視草民們的牢騷，認為可以通過這些牢騷探知民意，幫助執政者減少錯誤，提升執政能力，表現出了一個政治家的非凡襟懷。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物不平則鳴，老百姓有了委屈必然要發泄出來。聰明的執政者會從牢騷中考察政策的得失，糾偏補漏，這樣，老百姓自然也就不再議論了。戰國時期齊威王采納了鄒忌的忠告，下詔求諫，連“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也要賞，“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等國知道後全部向齊國示好，表示服從，取得了“戰勝於朝廷”的效果。子產不毀鄉校，實則與齊王懸賞求諫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反映出子產高超的政治智慧、偉大的政治襟懷和十足的政治信心，也說明他們是真正尊重人民的意見，重視人民的利益。孔子聽說了這件事後，說：“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所以鄭國能夠在子產治理下安定下來，齊國能夠在齊威王治理下稱霸，並不奇怪。
不過，曆史上更多的是以鉗製輿論為能事的統治者，他們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完全不顧老百姓的死活。無論他把國家搞得多麼糟糕，無論老百姓有多大委屈，他一概置之不理，容不得半點批評意見。周厲王就是一個典型。他不顧召公“民不堪命”的警告，一意孤行，派衛巫監視人民，不準人民發議論，逼得人民“道路以目”。牢騷聲是消停了，耳根是清淨了，老百姓也仿佛被擺平了，世界變得闃寂無聲。但這種闃寂絕非平靜，乃是暫時的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民雖微小，卻是中華民族的主體，如果中華民族不想亡國滅種，那就隻有爆發一條路。三年後終於釀成“國人暴動”，這位天子大佬被流放到彘，並最終死在那兒。
“豈有文章傾社稷，從來佞幸覆乾坤。”這無疑是對曆史經驗的最好總結。如何對待輿論的問題，不僅可以看出統治者內心是否真的勤政愛民，更是衡量統治者政治智商的標尺，照鑒統治者政治信心的明鏡。誠然，能寬容不同的政見乃至批評是需要足夠的智慧和自信的，而從批評中尋求政策方針上的不足加以改善，更是所謂“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這其實是最聰明的做法，既可以集中人民的智慧為己所用，使自己更加完善，又能贏得人民的擁護，有百利而無一弊。所以具有高度智慧的子產敢於直麵鄭人的議論臧否，從議論和批評中發現自己施政之不足，從而使鄭國這個處在強大的晉楚之間的弱勢小國得以自存。而那些以鉗製輿論為能事的獨夫民賊，以為靠野蠻的手段即可擺平一切。其實，從另一個方麵來說正彰顯出他們內心的孱弱和愚蠢，曆史上這樣的例子還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