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孔子為什麼要以“禮”來規範“仁”呢？因為在孔子看來，“仁”與“禮”是不可分的，他曾說：“人而不仁，如禮何？”又說：“禮乎禮乎，玉帛雲乎哉？”禮不能僅僅是那些揖讓周旋的動作儀式，不能僅僅是冰冷的玉帛束脩和呆板的條條框框，而應該是以“仁”為精神內核，充滿人性光輝的。失去了“仁”這一精神內核，沒有人性的關愛，無論是揖讓周旋的儀式也好，還是玉帛束脩之類的禮物也好，甚至是某些權威機構和人士製定的條文也好，都不能稱之為禮。對“仁”最好的踐行，就是克製自己不好的衝動，遵循這些充滿人性光輝的社會規範。所以，當他最得意的弟子顏回向他請教什麼是“仁”時，孔子告訴他：“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一旦你能做到克製自己不好的或者過分的欲望和衝動，使自己的行為全部合乎社會規範，那麼天下的人都會認為你是位仁人君子。顏回再向孔子請教具體的細目，孔子又告訴他“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行，無一不合乎“禮”這一社會規範，那麼就足以稱得上仁人了。所以在個人修養上，孔子主張君子應“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在治國上，孔子主張“以禮讓為國”，“君使臣以禮”，“事君盡禮”。上至天子下至庶人，每個人都按規則行事，整個社會穩定而有序地運行。為人處事，光有一副好心腸，而不懂得遵循“禮”這套大家都認可的社會規範，也是不行的，孔子提出：“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對人恭敬有禮，這本是人的內涵之一，但如若不遵循“禮”的規定，一味地講恭敬，也會弄得人疲憊不堪。謹慎是美德，但一味地謹慎，不以“禮”來規範，就容易變得畏首畏尾。勇也是仁德所必備的素養，前麵說過，孔子強調“仁者必有勇”，但一味地好勇鬥狠，不以禮節製，就容易走向反麵，魯莽生事。同樣，坦率真誠也是美德，但不以禮加以修飾，一味地直率，就容易傷到人，把社會文明簡單化。所以，仁和禮應該結合起來，在心中充滿人性的光輝的同時，也要按照社會認可的規範行事，把仁體現在禮中。
那麼，遵循“禮”的最高境界或者說“仁”與“禮”結合的最高境界是什麼呢？孔子的另一位得意門生有若給出了答案，他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有若在孔門弟子中有著特殊的地位，也是《論語》中被尊為“子”的少數弟子之一。這待遇，《論語》的編纂者連顏回都沒給。孔子死後，孔門弟子一度尊立有若為師，讓他繼承孔子的地位。禮在社會生活中的運用，以“和”為最高境界，這是有若對孔子思想的闡發，也是《論語》的核心理念之一。“和”這一概念的提出，原本是先於孔子的。早在西周末年，史伯在回答鄭桓公谘問時就對“和”的概念作了完整的闡釋，提出“同則不繼，和實生物”的觀點。所謂“同”，就是單純的一致；所謂“和”，就是各種元素合理的搭配。如果世界是單純的一致，那麼就難以發展演變下去；相反，如果世界保持“和”的狀態，就會生生不息、繁榮昌盛。
就現存典籍來看，對“和”的內涵作出進一步發展的是與孔子同時代但年紀稍長於孔子的晏子。晏子為了給齊景公講清楚什麼是“和”什麼是“同”，做了個很好的比喻，以兩種不同的烹調方式來說明同與和的區別。就好比做羹湯，“同”就是“以水濟水”，往水裏加水，加得再多也還是水，做不出美味珍饈來。“和”則是“以他平他”，如同用“水、火、醯醢、鹽、梅”來做羹湯，在大廚的調配下，火候恰到好處，水適量，醯醢、鹽、梅之味融合得渾然一體，這才能做出美味的羹湯來。
盡管孔子未對“和”做專題論述，但他無疑對什麼是“同”什麼是“和”有著深刻的理解，並且十分推崇“和”的境界。他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把追求“和”作為君子應有的人生境界。而從孔子的人生踐行來看，他也正是遵循“和”的原則的。最為突出的一點，在於孔子的寬容，不拿自己的標準要求別人。世界本來就是豐富多彩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這豐富多彩的個性，正是“和”的前提。因此，追求“和”的境界，首先必須尊重現實世界豐富多彩的個性。同樣是仁人君子，也各有自己的為人處事之道。自己所堅持的，哪怕是正確的，也未必是唯一正確的。所以，在生活中，孔子從不做四種事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不憑空猜測，不絕對肯定，不拘泥固執，不唯我獨是”。這表現在他對古人的點評上：微子、箕子和比幹，都是殷末王室重臣。麵對不可救藥的商王紂和搖搖欲墜的商王朝，他們三人做出了不同的選擇——微子不願做無謂的犧牲，又不忍見商朝的覆滅，選擇了逃亡，不與紂同流合汙；箕子不願離開父母之邦，為躲避紂的迫害，佯狂為奴，可還是被紂囚禁了起來；身為紂王叔父的比幹，以死力爭，強諫紂王，被剖心而死。對於他們不同的選擇，孔子都予以尊重，曰：“殷有三仁焉。”管仲大節可觀，他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卻因自身不怎麼檢點而遭到子路、子貢等人的非議。孔子力排眾議，對管仲連連稱讚：“如其仁、如其仁！”對於古代的七位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孔子也分別作了點評：“不降其誌，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誌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又拿自己與他們做了比較：“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盡管評價不完全相同，盡管孔子不會做出像他們那樣的選擇，但都表示了對他們的尊重與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