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誼自然不了解文帝這段登基的曆史，所以，他也就不了解文帝的性格，這種性格直接導致了賈誼的命運悲劇。
二
用今天的話來講，文帝的執政思路隻有三個字：不折騰。
事實上，在當時已經沒有折騰的必要，異姓諸侯經過高祖一朝已經被剪除殆盡，諸呂之亂也已完全平息。匈奴雖然屢屢入侵，但用既定的和親國策完全可以控製，至於作亂多年的南越隻是地方勢力，還不足以讓長安政權為之提心吊膽，各個同姓諸侯王是否窺測神器，沒有證據也沒有痕跡，因高祖一朝的餘烈與惠帝、呂後兩朝的安民，擺在文帝麵前的的確是一個安定統一的天下。文帝唯一可以“折騰”的就是在經濟建設上大做文章。然而，這個帝國自建立以來，就已經固定下了帝王的執政思路，這一思路就是無為。所謂無為隻是一種手段，以不折騰為前提，以安撫、動員群眾恢複、發展生產為全部政治活動的中心。
在文帝眼中，想要固國本揚國勢，積累必要的力量解決其他問題，就必須要有一個和平安定的局麵和一個政寬刑簡、與民休息的方針。文帝不追求任何攪動現實政策的一切變革，自然，他也不會采納導致動蕩的建議。
在那封流傳千古的《治安策》中，賈誼的大多數建議都足以讓社會動蕩，甚至是朝廷動蕩。其建議的不被文帝采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尤讓文帝無法忍受的是，賈誼居然批評文帝無為的執政思路。他說：“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曰為大治可也，若為大亂，豈若其小”，他又指出，“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無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亡無等也，至昌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歎息者此也”。在賈誼看來，文帝所信奉的黃老無為思想雖然有利於經濟的複蘇，但是卻無法調節宗法秩序。不但如此，這一思想還將最終危及中央集權專製統治。他認為能夠補救時弊的隻能是“積極有為”的他自認為的儒家思想。他想借助儒家思想重整社會秩序。
這種思想體現在對待同姓諸侯王的問題上，就成了我們上麵所論述的那樣。文帝不采納當然是有原因的。文帝在給南越王的詔書中這樣說自己：“朕，高皇帝側室之子……”翻譯成現代話，便是“我是高祖皇帝的小老婆養的”。南越王當初所以要自立，全是因為呂後逼迫而成。文帝如果不是想要撇清自己與呂後的關係，那就證明“誠實”是他的人生信條之一。而這一信條背後卻告訴我們，文帝是從諸侯王而來，所以對同姓諸侯的情感自然非同一般。倫理與道義交織在一起，使他對同姓一宗的諸侯們產生的信任不能讓任何力量來動搖。前179年正月，他在議立太子時說了這樣的話：“楚王是我的叔叔，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是我的兄長，惠仁而好德；淮南王是我的弟弟，德行有甚於我，我現在不選擇這些人，卻一定要傳位給自己的兒子，天下百姓會認為我忘記了那些有賢德的人，而偏愛自己的兒子，這樣就不是以國家安危為重了！”
即使這些話中有一些政治作秀的成分，但或多或少也有一些感情的成分在。他說這樣的話，也就證明了他不可能對自己認可的親屬動手。賈誼或許沒有懂得這一點，又或許是，他根本不懂得文帝。在“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建議下，文帝雖然認同，卻不付諸實踐。因為他很明白的一點是，諸侯王即使真如賈誼所言，在許多年後造反，卻已經不是他的責任。一代人隻能做一代的事，如果真的發生這樣的事情，那就交給下一代去完成。“無為”在這個時候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思想，而是一種對人生的超越態度。
然而賈誼後來鬱鬱而終，全是因為無法深入文帝的內心。在提給文帝的諸多建議中，最終把賈誼逼上政治絕路的還是他在對朝廷成員的批鬥上。這裏無可否認的一點是，賈誼年輕氣盛，恃才傲物，這樣的人在政治場中是無論如何都無法站穩腳跟的。政治修養的不足導致了他的見識雖然深遠，卻無法取得皇帝的支持和大臣的協同而最終隻能淪為無用的高談闊論。
對於文帝，賈誼有著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文帝是“可引而上，可引而下”所謂“可憂”的“中主”，文帝是否為“中主”，這絕對不是大臣可以議論的。文帝沒有跟他見識，而他卻變本加厲，在對待諸侯王的問題上，他幾乎是在指責文帝：“力當能為而不為，蓄亂宿禍，高拱而不憂，其紛也宜矣，甚可謂不智且不仁”。文帝依舊沒有動怒，甚至與他交談，希圖能得到這位憤怒青年的諒解。然而，賈誼已經無法自製，他居然把矛頭對準了朝中公卿。在他眼中，整個朝堂之上站著的全是一群屍位素餐的酒囊飯袋。在對大臣的人身攻擊上更是毫不客氣，“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然後是升級：“（皇帝左右）非愚則諂，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