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安國繼續也順著王恢的思路爭辯：“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製，強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製。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他的思想是：作為三代盛世的夏、商、周從來沒有要求夷狄歸附華夏，眾所周知，不是因為這三代的力量不足以製服夷狄，而是因為夷狄距離他們太偏遠，很難征服。按照成本，利益達不到十倍時，決不能改變原來的職業，功利達不到百倍時絕不更改固定的事業，古代的國王謀劃事情必定以祖宗成法為例，施政也要查問經典，這是做事太難的緣故。而匈奴人追逐水草，居無定所，剽悍迅速，來如疾風，去如閃電，很難製服。現在讓邊郡的百姓長久的放棄農耕，來支持匈奴習以為常的事，這樣做得不償失。所以，絕對不能攻擊他們，無疑，這就是韓安國兩年前說的與匈奴開戰有些得不償失的理由。即使得到了他們的地盤，也是百無一用。
王恢很聰明，他沒有反駁韓安國，而是另辟一條思路：“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裏，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裏，並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裏，以河為竟，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強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
王恢用秦穆公的事情打比方，秦穆公當初居雍地，其地不過三百裏，而這位君主借助時勢變化，攻取西戎，從而得地千裏，吞並十二個國家，由此把隴西與北地都並入了秦國的領土。
然後又舉了秦朝的大將蒙恬，蒙將軍率領軍隊進攻匈奴，開辟疆土數千裏，把黃河南北全部劃歸秦帝國境內，再加上修築萬裏長城，使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馬。這二位所以能得到後世的讚歎，就是因為他們向匈奴使用了武力。對於匈奴，必須要用武力，因為不可能用仁義來教化他們。如今，憑借帝國強大的國力，隻需要分出百分之一的兵力來進攻匈奴，就好比是用強弩來射穿潰爛的毒瘡，必定勢如破竹；如果真的製服了匈奴，還可以迫使月氏感到危險，會前來臣服。所以，對匈奴使用軍事手段是必須的，也是有利的。
韓安國最後說道：“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整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眾，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裏，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
他的意思是說，古聖人用兵大都講究以逸待勞。倘若真與匈奴開戰，帝國軍隊必須出去幾千裏之外，如果人與馬走得太快，後續糧草必然跟不上，如果人馬走得太慢，就會喪失戰機。所以，他認為，深入敵人縱深境內與匈奴作戰根本沒有什麼利益。
王恢似乎也沒有考慮過深入匈奴腹地：“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於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於可禽，百全必取。”
王恢所以要建議與匈奴開戰，就是因為：草木遭到霜打就經不起風吹，很快凋零；清水像明鏡一樣，裏麵的美與醜就會顯現出來；精通大道學問淵博的人，是不可能用語言打亂他的心思。現在我所說的進攻方法並不是深入匈奴腹地作戰，本來就不一定要深入敵後作戰，而是用利引誘匈奴單於進入我們的邊境裏來，我們選擇精明強幹、勇敢迅猛的騎兵設下伏兵，審時度勢加強警戒，進可以抵擋來敵，退可以斷絕其後路。擒拿單於萬無一失，一定會大獲全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