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軍進攻大金川，抵達木果木。溫福雖然看到石碉林立，卻不想繞出敵後，也不願避實擊虛，竟也大築碉堡千餘，與叛軍對壘，並日與提督董天弼等置酒高會，致使月餘無功，連小金川又重新丟了。大、小金川的叛軍，一齊猛攻清營，溫福被擒，天弼等戰死。清軍大亂，潰時自相踐踏，爭渡鐵索橋時，人相擁擠，鎖崩橋斷，落水溺死者以千計。潰至美諾，後軍收容犒勞，才稍安定。不料有人用銅盆舀水，不慎失手落地，啷一響，大家又驚呼“追兵到了”，再次爭逃，不可抵止。
秋天，乾隆皇帝以阿桂為定西將軍，重點兵馬，第二年才扭轉戰局。
乾隆四十年（1775）9月9日，清軍終於攻破勒烏圍，莎羅奔逃到噶爾厓。
乾隆四十一年（1776）1月，清軍攻破噶爾厓，莎羅奔再次投降。
平定了大、小金川，乾隆皇帝宣布廢除土司，改設州、縣，在小金川設美諾廳（後賜名懋功），在大金川設阿爾古廳，都直接歸四川省管轄。在勒烏圍，則置重兵把守。這就不僅鞏固了雍正以來改土歸流的成果，加強了中央集權，而且也促進了苗族與漢、滿各族經濟、文化的進一步交流。
乾隆中葉，侵入印度的英國殖民者，曾兩次派人進入西藏，妄圖迫使清朝政府跟它簽訂不平等的通商條約，不成，就唆使廓爾喀（尼泊爾）封建主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五十六年（1791）兩次入侵西藏。乾隆五十七年（1792），乾隆皇帝派福康安（據說是他的私生子，名義上是他妻兄之子）率滿、漢、蒙、藏、索倫等各族大軍萬餘入藏反擊，將侵略軍逐出，維護了祖國的領土主權。乾隆五十八年（1793），乾隆皇帝頒布了《欽定西藏章程》，進一步地、全麵地加強了對西藏的管轄。
七、邏察與巡幸
臨苑囿而閱武，因行幸而觀兵，這是曆代帝王加強統治的一種成法。康熙皇帝平了三藩之亂，便把政治注意力轉向了北方。為了不忘祖宗騎射的傳統，提高滿、蒙八旗兵的軍事素質和騎射技能，並加強對漠南、漠北和漠西等蒙古三大部的撫綏，康熙皇帝便在第二次出巡口外的那年——康熙二十年（1681），建立了木蘭圍場。木蘭圍場東西相距三百裏，南北直徑近三百裏，周長一千餘裏，總麵積約一萬多平方公裏。自此以後，康熙皇帝幾乎年年隻有二十一年（1682）和三十五年（1696）兩年，因出巡東北和親征噶爾丹而未來。都來到這裏。康熙皇帝一共48次行幸木蘭，乾隆皇帝也來到這裏好幾十次[4]。每次都在這裏舉行為期20天的大規模的圍獵和軍事演習活動，蒙古各部以及青海等部的上層人物紛紛前來，並派出大量騎兵、向導、隨圍槍手、長槍手、打鹿槍手參加。而為了出巡木蘭，從康熙四十一年（1702）開始，到乾隆中期，又在口外修建了十四處行宮。四十二年到四十七年（1703—1708），康熙皇帝修建了熱河行宮，這就是有名的避暑山莊。乾隆皇帝後來又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和擴建，到五十七年（1792），避暑山莊才最後建成。避暑山莊規模宏大，麵積約560萬平方公尺（8400多畝），是我國古代最大的園林。
康熙、乾隆兩個皇帝，花了90年的時間，修築這麼大的園林，不單單是為了自己的避暑，實際上，用乾隆皇帝的話說，是為了“備邊防，合內外之心，成鞏固之業”。因此，他們幾乎每年，都要在這裏召見全國少數民族的上層人物，宴請他們，籠絡他們。在用兵北部、西北部、青海、西藏等處的過程中，皇帝還下令修造了一些各具風格的廟宇，作為各部徹底歸服統一的標誌和象征。平定了準部，修建了普寧寺；平定了回部，修建了普樂寺；為了籠絡西藏官俗，又修建了普陀宗乘之廟和班禪行宮。……這裏還種植了外興安嶺的紅色味甘的野果（草荔枝）和南部新疆的無子綠葡萄。年複一年，到這裏朝見皇帝的，除了內蒙四十九旗，外蒙四部、厄魯特四部、青海各紮薩克（旗主），不下百餘旗的頭目之外，哈薩克的阿布、土爾扈特的渥巴錫等也曾前來。因此，避暑山莊，儼然成了清朝皇帝維護各族統一、處理民族事務的第二中心。
木蘭圍場的狩獵和避暑山莊的巡幸，鞏固了清朝皇帝對於全國主要的少數民族的統治。而對於經濟、文化發達，思想、政治不穩，漢族聚居最密的東南各地，康熙和乾隆兩個皇帝，也各自作了六次的“南巡”。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十八年（1689）、三十八年（1699）、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和四十六年（1707），玄燁南巡六次，不斷巡視河工、蠲免租稅、省風問俗，還謁明太祖陵、訪孔廟、召見獎勵耆老秀才。乾隆皇帝也學著祖父的樣子，在乾隆十六年（1751）、二十二年（1757）、二十七年（1762）、三十年（1765）、四十五年（1780）和四十九年（1784）南巡六次，除了審視黃河堤壩、修築浙江海避暑山莊圖塘、參觀江南機房之外，也通過謁明陵、祭孔廟、免錢糧來籠絡漢族士紳，緩和江南地區的階級、民族矛盾。比康熙皇帝更突出的是：乾隆皇帝不但加祭曆代先賢、勳臣、名宦、忠烈（包括嶽飛）的祠堂、墳墓，遣祭本朝故吏的陵寢，而且還不斷地閱兵，通過閱兵，告誡將士防止腐敗，發揮維護清朝統治的職能。乾隆二十二年（1757），他看見八旗將軍和綠營提鎮坐轎，便下令應該騎馬。三年後，杭州將軍伊領阿、副都統劉揚達，都因坐轎丟了官。乾隆皇帝在通過南巡來進一步籠絡士紳方麵，也很有一些辦法。他宣布增加巡幸地區的官學生的名額，親自選拔一些文人當官：桐鄉的陸費墀，被選拔成了進士，後來還當上四庫全書館的總校官；嘉善人謝墉，後來更當上了吏部左侍郎。他接見那些退休的老臣，給他們賜坐、賞飯、賞人參、賞貂皮、晉銜、賜子孫功名出身。前文所述的沈德潛，70歲才考上進士，當禮部侍郎退休；嘉興有個康熙時的進士錢陳群，乾隆時當過刑部左侍郎，也退休南歸。乾隆皇帝南巡時，二人兩次接駕。二十七年（1762），乾隆皇帝在常州見到他們，寫詩稱他們為“二老”；三十年（1765），乾隆皇帝又見他們在蘇州候駕，更寫詩稱他們為“二仙”，說：“二仙仍此候河濱，三載相睽意更親”，顯得更加親熱。康熙時期，梅文鼎的孫子梅瑴成，曾被召入內廷，康熙皇帝還曾親自給他講過算學，叫他編過天文、算法等書，官至左都禦史而死。乾隆皇帝第三次南巡時，賜他的長子舉人出身，還寫詩說明自己是“推恩緣舊念，皇祖內廷臣。”溧陽還有個康熙年間的老進士史貽直，累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兼兵、吏等部尚書，乾隆二十年（1755）因給坐事籍沒的山東巡撫鄂昌講情，而被罷官回籍。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時，特地召見了他，恢複了他的大學士銜，叫他重新入閣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