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顯，李汝珍是借了唐代的背景，重點地描繪了婦女的群像，歌頌了她們的才能，反對了輕視婦女的封建意識，和摧殘婦女的做法(纏足、穿耳等)，發出了要男女平等，同待遇、同教育、同參政的民主呼聲。
李汝珍在《鏡花緣》中，還通過唐遨的遨遊，在人們眼前展現了另一世界：兩麵國裏充滿了欺詐，無腸國裏吝嗇異常，結胸國裏坐吃山空，白民國裏不學無術、假裝斯文，而君子國和女兒國裏，則到處禮讓謙遜、婦女歡樂。同情與歌頌並茂，詼諧與諷刺兼存，寫得尤其精彩，側麵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黑暗，勾勒出作者理想的藍圖。
龔自珍的思想沒有擺脫維護封建統治的框框，且有輕視貨幣交易的傾向；李汝珍的作品不僅散發著考據學派的氣息，生活實感少，社會意義遠不如《紅樓夢》和《儒林外史》，而且也反映出作者的烏托邦思想(小說的命名就取義於水中之月，鏡裏之花)。但是，他們要求改革、要求民主的呼聲，在充滿矛盾、日趨衰頹的嘉、道時期，對於昏瞆的清朝統治者和蔽於古籍而不知世道的蠹魚們，到底不啻一聲驚雷。然而，清朝統治者對於這兩人為代表而發出的呼聲，一點也未予理睬。龔自珍壯誌未伸，死時不滿50歲；李汝珍老年窮愁，死於海城。
清朝的統治，在急劇地衰落中。
三、天門洞開——西方列強的鴉片貿易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處在急劇衰落中的清朝，和東方各國，仍舊保持著密切的往來。清初即已形成的中朝關係，始終緊密未斷。使節頻繁往來，貿易規模很大，文化互相交流，友誼繼續加深。嘉慶十四年(1809)，朝鮮國金魯敬出使北京，長子金正喜同行，金正喜愛好中國的文學和曆史，他的勤奮治學精神，受到了中國學界名流阮元等人的推重。嘉慶二十一年(1816)，有個朝鮮學者叫趙寅永的，來到北京，在書店裏結識了愛好金石考古學的劉喜海，把帶來的朝鮮古碑拓本幾十種送給他，回國後繼續搜寄。趙寅永和其他朝鮮學者的幫助，使劉喜海終於編出一部《海東金石苑》的書籍，它是研究朝鮮曆史和中朝關係的重要書籍之一。鴉片戰爭以前日本國江戶幕府和清政府都閉關、鎖國，但雙方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大開海禁”以後不斷聯係以來，經濟、文化的交流也一直在繼續加強。康熙二十七年(1688)，抵達長崎的中國人，就有9128人。而從康熙初年到鴉片戰爭前夕，開往日本國的中國船舶，更在四千艘以上！中國的各種商品，受到日本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清朝的考證學風、文藝作品、繪畫以及自然科學，都給日本學術界、文藝界、科學界很大的影響。安南國，明朝永樂皇帝曾在那裏設置“交趾布政司”。宣德三年(1428)，黎利受封安南國王(對內稱大越皇帝)。清朝順治皇帝平定雲南，黎氏遣使勞軍，康熙五年(1666)，主動上繳了桂王所賜之印，被康熙皇帝封為安南國王。但是，安南國內始終不穩，政治總是混亂不堪，到了乾隆時期，黎氏政權更加衰弱，權臣鄭宗和土豪阮文惠等殺得不可開交，王族在本國住不下去，跑到廣西太平府的龍州避難，國王黎維祁也化裝潛伏起來。乾隆五十三年(1788)，乾隆皇帝便派孫士毅、許世亨去搭救和維護安南國王。提督許世亨領兵八千，經諒山，長驅直入河內，封黎維祁為國王並授印，土豪阮文惠逃到富春城稱降。但是，安南土豪們一向狡猾異常。阮文惠後見孫士毅驕而不備，便突然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1月26日(大年初一)夜裏，攜炮驅象偷襲清軍。乾隆皇帝聞報，急調福康安代替孫士毅。而狡猾善變的阮文惠，為了避免中國和暹羅的兩麵夾擊，竟改名阮光平，叩關謝罪。乾隆五十五年(1790)，還親自到中國來為乾隆皇帝80誕辰祝壽。嘉慶七年(1802)，長於內戰的安南統治集團，又打倒阮光平；嘉慶九年(1804)，阮福映被嘉慶皇帝封為安南王。清朝和越南的關係從此更穩定。清朝與其他一些東方國家，也保持著友善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