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導論
若先拋開“五千年來古國古”，“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文明輝煌燦爛，人民勤勞智慧善良、愛好和平之類美談，再來揭幵蓋子看中國曆史，則不免沮喪。人類生活無從擺脫其曆史，而曆史是單向不可逆的。人類記憶的偏好使我們一再墜入對曆史的強烈迷戀和好奇，曆史因此作為文本，反複進入我們的迷茫視野，使我們對其抱有經驗主義的依賴。盡管我們麵對無數典籍和了無生命知覺的器物，我們依然將其看作人類的具體實踐，並理性和直觀地再現著這些實踐活動。無論是民族自豪感還是曆史虛無主義，都表明了人類對自身的複雜心理。而生存和發展依然是重要的，盡管從功利主義的角度，我們可以皓首窮經，從史籍中獲得隻言片語，或觸摸一大致輪廓，求其中利弊得失，以史為鑒，但終極意義的追問，不免更為頑強地進湧出我們最為深切柔軟的內心迷茫和惆悵：曆史何謂？人何為？等等。意義永遠是自為和自覺的人所無法擺脫的精神困擾，於是我們說：“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發漁樵江諸上，慣看秋月春風，—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明.楊慎）讀史的心態極為重要，上述引文即是非常有代表性質的一種，是一種達觀和虛無的民間曆史態度，當然也溶注了高度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中國人常說廣知天命，盡人事”，這大概是人從自在到自為的一種最為普遍的態度，其中很難判斷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但它的確是一種對人而言有利無害的行為哲學，人和世界的關係，必須是妥協和相安的，用哲學的話說，就是必須建立自然的相互依存的關係。因此，中國哲學的整體混沌觀念應該於宇宙人生的指導和精神支持是可取的。
人與自然的和平依存關係中，人實際上是被動的，也就是說，人為了生存，必須依賴自然，對自然達到一種絕對的依賴，而自然卻坦然存在於天地中，並不需必然依賴於人。在遊牧和漁獵的種族中，生存要素的財物不貯，廣存與天地間，需時自取，厭時自在，唯一可能的衝突是自認為的異類出現在其遊獵的視野中，並且相侵所獲之物。寧靜相處，生生滅滅，無有窮盡，雖然不是農業文明的原閃，卻可以成為農業文明的結果。老子的小國寡民思想誕生規於中國古代幼稚的農業文明時代，自然是有其道理的，卻不見得是消極的觀點。唯有農業文明能夠誕生真正意義上的各自獨立相安的家園，在人口的自然消長中天地和諧，世外桃源大概是中國古代人民最美好的理想，然而理想終不過是理想，農業中必要的地利的占有和必要的協作使人類走出叢林再次群居，因此國家誕生。即使在農業文明使國家誕生後一段時間裏，相應和諧可行的政治製度比較長久和有效地保存了各自為業，實在生存的狀態，但是卻忽略了人的複雜性。
人類肇始於血統的氏族，因此後國誕生於先家，是自然的事情。人的聰明在於，人對自身的生存時刻有一種警覺，對自身的生存處境時刻有一種危機意識，所謂居安思危。一方麵，人要居安，必然要保證生存的物質條件，而思危，則在有律可循的判斷中，那就是對自身利益的自覺和主動的保護。在漫長的農業生態中，生產技術、工具以及防禦武器都極其幼稚，因此若要獲得安全生存而且自保，唯有依靠人眾。古代人口的生產是功利的，人的勞動和戰爭也是自覺的，這些都是因為最古老的國家意識。勞動在奴隸社會是強迫的集體組織生產，在封建的農業家庭內部則是原始共產主義，是一個必然的利益共同體，所以，“保家衛國”是最有力的戰爭號召，卻也是戰爭的根本動機之一。同時，人類與動物的區別在於人是物質和精神的雙重一體，因此，人也自然有其精神領地和意識形態，因此，盡管我們看到更多的戰爭往往是赤裸裸的利益紛爭，卻也有很多戰爭的起因往往與現實的物質利益沒有直接的關係。
從理論上講，人類在其作為曆史主體的曆史實踐中，一直在努力探索著最為理想的生活方式，無論是中國的大同還是西方的理想國烏托邦，都是這種主觀努力的證明，但是人類卻在諸多的曆史關頭因為各種複雜的因素必然地或者偶然地錯失向理想邁進的可能。在中國曆史上，春秋戰國時期可以看做是中國人的生存在這幾百年裏理想的曙光照耀忽然墜入漫長無邊的黑暗。西周末年，犬戎入侵鎬京，國人暴動，周室東遷而春秋作，從此，天下爭湔，霸政時代開始，春秋五霸先後彼此消長，但是這種爭霸實質是在禮樂的秩序框架和天下共主的政治原則中相互製衡，然而隨著周室的不斷衰微，以及長期的諸侯之間的不斷征戰，完全區別與春秋時代性質的戰國時代來臨了。三家分晉之後，卿大夫開始登上諸侯王位。往日純一的貴族政治局麵由此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