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對於中國各個官方的和民間的勢力而言，中央政權的崩潰，也就是皇權的式微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秩序失效，是他們的最好的機會，東漢末年正是如此。東漢末年的桓靈二帝先後被殺，皆表明中原皇權已經完全成為紙老虎，高層的政治鬥爭在外戚和宦官之間劇烈地進行，皇帝的處境比任何別的人都危險。宦官的專權使作為士大夫階層的朝臣完全靠邊，跟中央權力無法發生根本上的關係，但是本身就依附皇權的士大夫自己手中沒有武裝力量，他們手中的權力本質上是皇帝給的，現在，如果不攀附宦官，則必然毫無辦法。此時的皇權從表麵上仍然是有效的，但是實際上引起外戚的極大.焦慮，依賴和皇帝的血緣關係而掌握政權的外戚在皇權架空的情況下，處境已然非常不妙。由於宦官專權對朝臣的排擠，朝臣很容易被外戚團結起來共同對付宦官勢力，但是一般來講，在王朝末期，隨著皇權的式微，中央軍事力量也逐漸非常薄弱，外戚在沒有武裝實力的情況下，往往試圖援引相對遠離中央的地方武裝勢力，這些武裝勢力在此種情況下得以名正言順地大規模靠近合法的皇權中央，並且對其形成要挾之勢，以圖自己的野心。如上描述正是東漢末年的情形。
靈帝死後，少帝既立，少帝劉辯的舅舅何進試圖乘機清除專權宦官，但是因為宦官勢力強大，因此密召並州牧董卓率部入京，結果董卓尚未到來，消息已經走漏，事不成反被宦官所殺，袁紹火急人洛陽，殺盡宦官，之後董卓才來到洛陽。董卓既然已經來到了洛陽，當然是來者不善，於是很快就廢了少帝，改立劉協為漢獻帝，董卓能夠立漢獻帝，當然是因為他的武裝實力比其他任何人（至少在當時的皇都洛陽）都強大。董卓實際上是亂臣賊子而已，並且極有野心，一旦控製洛陽，燒殺搶掠，極盡破壞之能事，朝野震怒，於是以外臣名士袁紹為首，各路組成聯軍，於公元190年共討董卓，董卓自覺不能抵擋，因此挾持獻帝西走長安，回到其關中舊地，當時力量尚且非常弱小的曹操主張立即追擊，但是各路諸侯均采取觀望態度，曹操遂獨自率部西征，半途為董卓部下徐榮擊退。不久，董卓在長安被其部下呂布所殺，於是長安大亂，聯盟討伐董卓的聯軍也因此瓦解，紛紛割據一方各自發展實力，不久，軍閥混戰就開始了。
軍閥的構成及其曆史實踐
前麵已經講到，東漢末年各地的武裝勢力是在中央政權式微的情況下逐漸合法發展起來的，這些地方武裝大都由州牧控製.盡管對外族作戰未必有力量，但是對付國內地方土匪賊寇卻非常有效。既然天下已經大亂，則各種勢力沒有不乘勢而起的道理，這些乘機作亂的武裝中包括民間興起的各種流寇武裝，比如以張角為首的聲勢浩大的黃巾軍，但是事實證明，在此階段，像黃巾軍這樣的民間武裝勢力基本沒有太大的發展空間，公元192年，曹操在冀北剿除了黃巾軍，並且收編降卒三十餘萬之多，為青州兵，大大地增強了曹操的實力。即使如此，曹操尚且不能和袁紹抗衡。
在討伐董卓的聯軍分裂之後，袁紹利用其社會地位和名望，迅速擴大自己的勢力，基本占據了黃河以北的冀州、青州、和並州，成為北方最為強大的軍閥勢力。其時，各路軍閥割據情形如下：
冀州袁紹，幽州公孫瓚、淮南袁術，南陽張繡，荊州劉表，徐州呂布，江東孫策，涼州韓遂、馬騰，益州劉焉以及底盤尚不固定但頗有政治影響的劉備。在這些人中，既有地方州牧發展起來的勢力，又有民間流寇發展起來的武裝力量。
既然暫且不能與袁紹抗衡，曹操便開始其政治策略，作為逐漸壯大實力以圖天下的手段。公元196年，曹操的勢擴大到豫州，並且將回到洛陽的漢獻帝迎至許縣，即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獲得政治上的主動。從地理位置上來講，曹操當時處於四麵包圍的不利地位，因此曹操在政治和軍事上采取遠交近攻的手段，先與袁紹、韓遂馬騰等交好，同時對周邊相對弱小者實行各個擊破，在解除危險的同時不斷擴大自己的勢力。從公元197年到199年，曹操先後擊破並殺呂布、困死袁術、降伏張繡。而就在199年，袁紹擊敗公孫瓚，統一了河北，因此直接與曹操形成對抗，勢必爭奪中原略地。此時，單從兵力上講，曹操依然處於劣勢。
官渡之戰與赤壁之戰
事實上，就在曹操拚力削除周邊以消除威脅、壯大勢力的時候，袁紹的算盤也打得很好，他打算坐觀這些小軍閥相互消耗之後坐收漁翁之利，在這一點上，袁紹顯然對自己很有信心，這種信心建立在他對曹操天資和能力的錯誤判斷上。公元200年二月，袁紹親自率大軍南向，威逼黎陽，其將彥良渡過黃河，圍攻白馬，曹操聲東擊西，很快解除了白馬之圍，之後迅速撤退至延津一帶，袁紹另派文醜追擊，曹操誘其深入，打敗袁軍並斬殺文醜，接著，曹操撤退到官渡一帶，雙方暫時相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