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天，蔣介石板起麵孔，對在東京表現良好的商震、徐永昌等人發了通脾氣。原來，不是商、徐辦事不力，而是他們沒有體察“委座”決定對日本“以德報怨”的“苦心”。
抗戰勝利後的第二天，1945年8月16日，蔣介石並為此發表告全國軍民及世界人士書，指出“正義必然戰勝強權”的真理又一次得到證明；但他隨即轉換口風，主張中國人民“不念舊惡”，不要對日本人民進行報複，號召中國人民“對戰敗的日本，要以德報怨”。
1945年9月28日，中國受降代表團從東京飛回南京，勝利的代表中國完成了受降任務，完成這一神聖使命的徐永昌和商震等人，以為回來會受到熱烈歡迎，可是迎接他們的卻是冷不防當頭的一盆冷水。
當他們走下飛機懸梯，前來機場迎接徐永昌、商震一行的國防部長白崇禧悄聲說：“蔣委員長聽說二位在東京與蘇聯代表一唱一和，跟麥克阿瑟針鋒相對，很生氣！”徐永昌和商震的心頓時涼了半截。
10月12日上午9點，蔣介石板著麵孔，由陳布雷陪同，在他重慶的官邸，接見從南京來的白崇禧、徐永昌和商震等人。蔣介石麵帶怒色，擺出一副準備訓斥人的架勢；徐永昌和商震誠惶誠恐，做好了挨罵的準備，本來應該歡快的氣氛顯得異常緊張。
其實，徐永昌和商震之所以和蘇聯代表進行合作，是為了反對麥克阿瑟獨斷專行的作風和更好地維護同盟國的共同利益，沒想到卻遭到蔣介石的忌恨。蔣介石為什麼對徐永昌和商震有這麼大火氣呢？
其實道理很簡單，日本投降後，為了爭得和共產黨日後鬥爭的有利地位，蔣介石離不開美國的支持，為了維持日占區“治安”，蔣介石決定秘密利用日軍和偽軍。客觀上，抗戰提高了蔣本人和中國的地位，這樣，對於在中國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軍隊和戰犯，蔣介石決定“以德報怨”。徐永昌和商震正是不理解蔣介石的這個算盤，堅持嚴厲懲處日本戰犯，甚至不惜頂撞美國人，當然讓蔣大怒了。
八年抗戰期間，日本侵略軍在中國犯下的累累罪行可謂罄竹難書，日軍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等法西斯暴行。在南京舉行以屠殺中國軍人的殺人比賽，731部隊以中國軍民進行活人細菌實驗，手段之殘暴實為空前絕後。
當中國在付出慘重代價獲得抗戰勝利後，驕狂的日軍，終於成為中國人民的囚徒。深受其害的中國人民，對於這些殘暴的強盜，采取正義的措施進行懲處是理所當然之事。
然而，抗戰剛剛勝利，蔣介石已經決定對日本人“以德報怨”了，蔣在很多時候言行不一，但在這個問題上，他卻“言而有信”了。為了做到“以德報怨”，蔣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主要如下：
一、對於120萬沾滿中國同胞鮮血，此時已成為中國俘虜的侵華日軍和80萬其他日本人，由中國提供船隻和運費，在短短幾個月中“禮送出境”。
二、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遭受的日本侵略更為嚴重，也沒有哪個國家的領袖比蔣介石更了解日本君主製和軍國主義之間的密切聯係，但是當有人提出日本天皇裕仁應被作為頭號戰犯加以懲處時，蔣介石在各戰勝國領袖中第一個表示反對，並且建議美國人保留日本的天皇製——在蔣看來，天皇將成為阻止共產主義傳播的屏障。之後，對於戰爭負首要責任的日本天皇裕仁不但毫發未損，且繼續任天皇直至1989年壽終正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