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讓人捉摸不定，個人的命運在這個捉摸不定的曆史中起伏跌宕。
能夠參加遠東審判，足以揚名青史，出色完成遠東審判這樣具有曆史意義的使命，人生可以無憾矣！這些從東京審判歸來的中國英雄們，應該是何等的歡欣鼓舞。然而，當從遠東法庭結束回國時，他們麵對的是一個已經殘破不堪的中國。本應該意氣風發的他們，卻是懷著難以言狀的苦澀麵對歸來。
中國駐日本軍事代表團團長商震在法庭閉庭前就收到國民黨政府的電報，電報說準備對商震委以重任。當此時的商震，對於在兩年多東京審判期間，蔣介石隻顧打內戰，寬恕日本戰犯的行徑已經深為不滿，而且，此時的蔣介石政權已經處於岌岌可危的境地。而且在東京期間，商震為了嚴懲戰犯，對蔣介石的命令多有違抗，他擔心已經引起蔣介石的忌恨，想到西安事變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悲劇，而沒有回國赴任。之後，商震辭去了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職務，與原代表團英語秘書，日本人安田作子結成伉儷，然後定居日本。不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對此，商震極為興奮，並一直密切地注視著祖國的建設和發展，對於祖國大陸與台灣的分割，更是忌深感痛心和不安。
1974年10月，受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廖承誌的邀請，商震第一次從日本回國參觀訪問。受到全國人大委員長朱德、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的接見和宴請。他還應邀出席國慶招待會，他和夫人被安排在主賓席上。葉劍英在接見他的時候對他說：“歡迎你到祖國來，葉落歸根嘛。想回來的人，都可以勸他們回來看看，你是他們的帶路人。‘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商震對葉劍英說：“我早就想回國看看，希望在有生之年，為祖國做點事，爭取立功。”葉劍英說：“你想立功，做點事，才回來，那不一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你對台灣有影響，這次回來震動很大，這就是一功。你有什麼安排和打算，都可以給我們講。幾十年了，過去我們共同作戰對付日本，是打日本的老戰友。現在國家的情況，你看得很清楚。回來，可以把自己的力量用在祖國建設上，你還有力量，要有一分熱，發一分光。”
商震完全讚同葉劍英的話，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關係，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1976年，商震再次回國，同樣受到熱情招待。
1978年5月15日，商震在東京病逝，享年90歲。遵照他生前葉落歸根的遺願，他的骨灰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葉劍英、鄧小平、烏蘭夫、鄧穎超、廖承誌、周建人、許德珩等中央領導人分別送了花圈和參加了骨灰安葬儀式。
此後，他的妻子和子女繼承其遺誌，積極關心中國建設，經常來中國訪問。
在東京審判的這兩年裏，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中國法官梅汝作為戰勝國的法官，物質上享受著豐厚的待遇，但是他內心很是不安。他在東京的將近3年的時間裏，報紙上關於中國“饑餓”、“內戰”的壞消息從來就沒有斷過，東京審判結束的時候，別國的法官都如釋重負，隻有他，麵對國內的形勢，陷入對未來的迷茫之中。
1948年12月，國民黨政府明令公布梅汝為政務院委員兼司法部長，而此時的國民政府，已經處在風雨飄搖之中，他拒絕了任命。別國的法官已經陸續歸國，梅汝卻在為自己的去留頗為躊躇。他對國民黨政府已經徹底失望，對於即將取得中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他知之不多，於是繼續留在東京。
經過半年的思考和觀察，1949年6月，他由東京抵達香港，設法與中共駐港代表、同是清華校友的喬冠華取得聯係，隱瞞身份，秘密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第三天，梅汝便應邀出席了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的成立大會。周恩來在會上介紹：“今天參加這個會的，還有剛從香港回來的梅汝先生。他為人民辦了件大好事，為國家增了光。全國人民都應該感謝他。”
1950年，梅汝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顧問。1954年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20世紀60年代，梅汝開始撰寫極具史學價值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書。但隨之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讓他和許多海外歸來的人一樣，慘遭厄運。“造反派”到他家抄家，搜出了那件他曾在東京大審判時穿過的法袍，如獲至寶，馬上質問：“你保存著這東西，是不是盼著國民黨回來變天？”梅汝氣憤地答：“國民黨給我那麼大的官我都沒做，我是一個被國民黨通緝的要犯。說句笑話，真要是複辟了，我的人頭落地恐怕還在各位青年之先呢！”“造反派”自覺無理，又要燒掉法袍。梅汝一臉正氣地說：“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不知道就讓我來告訴你們。這是咱們中國人曆史上第一次審判外國人時穿的衣物，是民族尊嚴的見證……”在這義正詞嚴麵前，“造反派”終於失去焚燒法袍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