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釋放奴婢。作為奴婢，有相當一部分是不直接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的，即使參加一些勞動，積極性也不高。劉邦在詔令中規定：“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這樣大批奴婢變成了自由人，可以參加個體生產勞動，積極性也大大提高了，國家控製的納稅人口大大增加。
第四，釋放非死刑的犯人。這是劉邦挖掘人口潛力的又一個措施。他在消滅項羽之後，就立即向全國下了一道大赦令：“今天下之事已畢，當赦天下殊死以下。”把死刑以外的犯人統統釋放，回鄉參加農業生產勞動。
第五，鼓勵生育。為了刺激人口迅速增長，劉邦從長計議，鼓勵人民多生多育，以增加勞動力。“民產子，複勿事二歲”，意思是說，平民百姓家生了兒子，就可以免除二年的徭役，以資鼓勵。采用這一政策，使得大漢帝國人口漸盛，中國人口的數量第一次達到曆史上的高峰。
要發展農業經濟，除了勞動力，還必須有土地。劉邦早在楚漢戰爭中，就注意到了土地問題。他把過去秦朝圍禁的“苑囿園池”分給農民耕種，暫時解決了部分貧苦農民的需要。
要解決土地問題，就要大規模地調整土地政策。西漢實行土地私有製，劉邦除了給流亡回鄉的流民、“諸侯子弟及從軍歸者”分配土地之外，還規定：凡有軍功、爵位的人，也要分到相當的土地，“有功勞，行田宅”。大小官吏及有軍功者，很快有一部分成了軍功地主。不少從軍者原先都是下層人民，個別地主官吏不願給他們較多的土地，為此，劉邦一再訓斥地方官吏，讓任何人不得拖延怠慢，違者以重罪論處。
土地的多少，與分土地者的爵位高低是密切相關的。漢王二年，劉邦就在自己管轄的地區之內，普遍“賜民爵”一級，使一般人民的社會身份普遍提高了一級。漢高祖五年，劉邦又規定給那些逃亡回鄉的人，原先有爵位的，一律“複故爵”。對於那些軍吏士卒因犯了罪而被赦免的，或者無罪而失去爵位的，以及爵位不到大夫一級的，一律賜給大夫的爵位。原來就有大夫爵位以上的，再另增一級爵位。爵位成了社會身份的標誌。許多人社會地位高了，分得土地多了，勞動生產的積極性自然就高了。
自秦朝以來，廣大百姓最痛恨的就是重徭厚賦製度。為了使人民能夠有時間、有條件進行休養生息、發展生產，劉邦采取了輕徭薄賦的政策。
早在楚漢戰爭期間，劉邦就規定：關中從軍者免除其全家徭役1年。劉邦稱帝之後，又規定：諸侯子弟留在關中的，免除徭役12年，回原籍的免除6年，軍吏士卒爵位在6級以上的，免除本人和全家的徭役。後又規定：吏卒從軍到達平城以及守衛城邑的，都免除終身徭役。漢高祖十一年規定：士卒隨從進入蜀、漢、關中的，都免除終身徭役。漢高祖十二年又規定：二千石官吏進入蜀、漢、平定三秦的，世世代代免除徭役。
據說，有一次劉邦到長安，看到宮殿建設非常宏大，很生氣，責備蕭何“治宮室過度”會加重徭役，妨礙農業生產。其實，漢初的徭役製度並不算太重，男子從23歲到56歲是服役年齡，每人每年在本郡或本縣服役1個月，稱為更卒。每人一生中到京師服役1年，稱為正卒。到邊疆戍守1年，稱為屯戍。盡管這樣，劉邦還是盡量減輕群眾的徭役。
他讓中央財政有關官吏根據政府的各項開支，製定征收賦稅的總額，額度不能超過人民群眾的承受能力。當時的賦稅規定主要有如下幾種：
田租：原先為十稅一，劉邦減為“十五稅一。”
人口稅：人口稅分為算賦和口賦。算賦是人頭稅，從15歲到56歲的男女，每人每年向政府交納一百二十錢，叫一算，故叫算賦。口賦是兒童稅，從7歲到14歲的兒童，每人每年交納二十錢。
更賦：是一種代役稅。西漢規定，男子23歲至56歲之間，每人要到京師和邊疆服兵役2年，每人每年要到本郡服役1個月，如有不願去的，可出錢兩千，叫踐更。
這樣的賦稅，比起秦朝來說的確減輕了許多。除此之外，遇到天災歉收或遭受戰亂破壞比較嚴重的地方，劉邦還臨時豁免租稅。這種輕徭薄賦製度，在漢初大大減輕了人民的負擔，使社會經濟得到了恢複和發展。
劉邦還采取了“抑商”的辦法，對工商業的政策作了調整。對商人從政治身份、生活待遇以及經濟方麵都進行了嚴格的限製。如規定工商業者另立戶籍，稱作“市籍”，凡在市籍的人，都要從政治和經濟上受到監督限製。商賈及其子孫，一律不準從政，不準做官為吏；商賈一律不得擁有私有土地；商賈不得穿錦、繡等名貴的絲、葛、毛織品，不得乘車、騎馬、攜帶兵器；商賈不得購買饑民作為奴婢；商賈要比常人加倍交納算賦，即丁稅。
這種辦法比起秦始皇對商人的懲治來說，相對地輕多了。其根本目的還是驅商務農，迅速恢複農業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