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南明王朝的滅亡是必然的，而馬士英和阮大铖這些奸臣的為非作歹卻大大地加速了這一進程。
明王朝是一個昏君和奸臣輩出的時代，馬士英和阮大铖是為明朝奸臣名單畫上句號的兩個人。
清朝洋務運動中的黨派之爭
在19世紀的中國，產生了“洋務”這個詞，以總理衙門大臣奕訢、兩江總督曾國藩、閩浙總督左宗棠、直隸總督李鴻章等為代表的洋務派提出應當拋棄陳腐的“祖宗之法”，轉而引進西洋先進技術，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自洋務運動產生之日起，頑固派就一直與之針鋒相對。頑固派是清朝統治階級中與洋務派相對立的一股政治勢力，大學士倭仁、徐桐、李鴻藻等是這一派的代表。而慈禧為了牽製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過程中掌握了兵權的漢族新興官僚，也有意利用頑固派。因此，頑固派和洋務派的鬥爭日趨激化。
中學、西學之爭
恭親王奕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從小聰明過人，文武雙全，深得道光皇帝的賞識。但因為不善於揣摩老皇帝的心思，在皇位的競爭中敗在了鹹豐皇帝的手下。
在圍剿太平天國和撚軍的過程中，恭親王奕訢屢立戰功，在朝廷裏威信很高。在大權在握後，奕便想有一番作為。此時太平天國運動已被鎮壓下去，國內趨幹平穩。恭親王奕訢在公元1861年設立了“總理事務衙門”，統一管理對外一切事物，並決定推出新政，發展洋務運動，也稱“同治新政”。
要實行新政，首先必須有一批精通洋務、懂外語的人。於是，京師同文館、上海方言同文館和廣州同文館相繼成立。
一開始，同文館教授的課程是儒家經典和外語，而恭親王奕訢覺得這遠遠不夠，建議開設“天文”、“算學”館，一下子引起了京師內外的軒然大波，揭開了洋務派和頑固派的第一次大規模爭論。
本來，設天文算學館的計劃已由朝廷批準，著手進行就是了。但是，奕訢等料到頑固派必將出來反對，所以預先在奏折中聲明：此次招考天文、算學，並不是出於好奇，而是迫於西人的術數之學。同時一一駁斥了那些業已廣為宣揚的保守觀點，堅定了朝廷的決心。
果然不出所料，同文館增設天文算學館並擬招收科甲正途人員的消息傳出後，頑固派立即作出反應。山東道監察禦史張盛藻首先上折表示反對，認為科甲正途人員都是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何必要他們學習製造輪船、洋槍的原理呢·朝廷駁回了張盛藻的上奏，指出他們學習天文算學，隻不過是借西法來印證中法而已，並非誤入歧途。
頑固派一直認為學“西技”是“舍本求末”，講“氣節”才是“強根固本”。同治皇帝的師傅、大學士倭仁更是帶頭上書，反對學習西方文化，認為所有外國的文化都是奇技淫巧。清廷將倭仁的奏折發交總理衙門議奏，奕等針鋒相對，反駁說：開設天文算學館，並非引人誤入歧途，而是讓今日士大夫痛心疾首，臥薪嚐膽，共深刻勵，以求自強。並針對倭仁在奏折中所稱“天下如此廣大，不怕沒有人才”的話，要倭仁保舉數人，擇地另設一館，由倭仁負責，以觀成效。還說倭仁公忠體國，必定實心保舉，不會誤國誤民。這一下將了倭仁一軍。倭仁連忙聲明，自己的前奏不必討論，不用另外設館。
倭仁為了此時和奕當麵爭論，幾乎到了拍案而起的地步，出來後幾乎暈倒，無法上馬，最後借了別人的轎子才回到家中。隨後，倭仁病重，每日隻是躺在床上歎息。倭仁雖告失敗，卻贏得了守舊官員們的同情，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反對學習西方的逆流。不久，京師就流傳開一副對聯：“詭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弟子拜異類師”。從此，恭親王奕就被稱為“鬼子六”。
由於洋務派的堅持和兩宮太後的支持，同文館的西學還是開展起來了，隻是招生受到很大影響。在報考中，有的省份幾乎沒有人來投考。有的省份有一兩個人來投考，也多為同鄉所不齒。直到清廷發布上諭，肯定了同文館開設西學，這場爭論才平息下去。後來，同文館聘請了美國人丁韙良為總教習，開設化學、數學、天文、物理、國際法、外國史地、醫學、生理學、政治經濟學等課程，培養了一大批通“西學”的人才，其中僅駐外公使就培養出28人。
西學之爭以洋務派的勝利告終。公元1870年，根據容閎的建議，兩江總督曾國藩、直隸總督李鴻章聯名上奏，請求選派學童去美國留學。經過短期籌備，清政府決定派遣120名十二三歲的幼童去美國留學，學習期限為15年，以後每年都再陸續派遣。
由於當時社會上還很反對西學，幼童的招生工作極難進行，除非是開明人士和家境極其貧寒、實在無力撫養的人，才不得已把孩子送到遙遠的大洋彼岸去。像詹天佑，他家的一位鄰居在香港做事，勸詹天佑的父親將孩子送去留學，但詹天佑的父親卻希望兒子考科舉做官。這位鄰居再三說明去美國留學比科舉進士有出息，還說如果詹天佑去美國留學，就把女兒許配給他，詹天佑的父親這才點頭同意。當時，詹天佑隻有12歲。後來詹天佑學成回國，修築京張鐵路，建灤河大橋，稱著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