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孝文帝在長期戰亂出現大量無主荒地，同時豪強大族乘機大肆兼並地之時，為了緩和社會矛盾，保證國家財賦收人，創立了均田製；隋文帝、唐太宗以隋初、唐初類似的曆史條件，繼承和發展了均田製；大力恢複被武則無以來破壞了的均川製。然糊以“開元盛世”為界，特別是經過廣“安史之亂”前後情況呈現出明顯的不同，即唐朝已由上升轉人衰退，而頹勢已無可逆轉。“開元盛世”以後，一方麵，隨著地主土地所有製的發展，唐代均田製本身先天就帶有很大的脆弱性、不徹底性，首先是均田令對貴族官僚所授田數額極大，其次對土地買賣的限製過於鬆弛，注定了土地向各類地主手中集聚的趨勢。另一方兩，隨養人口養殖，政府能夠拿來授田的墾地越來越少，；力—兼從而導：農民的大量破產和流亡。這樣，以把農民固定在一方土地上為特點的均田製，就日漸解體：以均田製為條件的租庸調製，維持不下去了。國家賦稅收入日益減少，經濟危機日益嚴重。在這種曆史條件下，楊炎的“兩稅法”應運而生了。
楊炎（公元727年——公元781年），字公南，唐鳳翔天興（今陝西鳳翔）人，出身於世代書香門第的官僚地主家庭，受過良好的封建教育，自年青時“風骨峻，文華難麗”，有理想、有抱負。唐太宗時禮部郎中，後遷中書舍人、吏部侍郎唐德宗繼位，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均田製逐漸瓦解，遂審時度勢，抓住戶稅和地稅兩個“兩稅法”。德宗下令進行稅製改。戶稅在唐初已有實行，即根據資汽，分天下戶為等敘錢。地稅則畢由唐扨的義倉―展而來，貞觀年間州縣建置義倉，規定以備凶年，國家財政日益拮據，義倉儲糧用作填補政府的虧空，變成國家的一項正式稅收，義倉也被易名“地稅”了。楊炎推行的兩稅法，是對唐初已有的戶稅和稅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改造和用，是以廣稅和地稅取代過時了的租庸調的新稅製。誠然，抅稅法並接管戶稅與地稅，而是指戶稅、地稅都分夏秋兩爭征收，以夏秋兩征因稱“兩稅”。
兩稅法及其實施要點姑：取消租庸調及各項雜稅的征收，保留戶稅和地稅明令“今後除兩稅外，輒率一錢以枉法論？量出置人，“先度其數，而賦予人”即政府先預算政府的開支再確定賦稅總額。當然，唐廷是以代宗大曆（公元779年）各項稅收錢、穀數為戶稅、地稅總額分攤於各州；各州則以大曆年間收入錢、最多的一年為兩稅總額分攤於各地。附上兩稅全肖本無統-記額。
地方所收兩稅，分別送京師，成為稅收的，分法。
楊炎依提出土地征稅的兩稅法，所以取代了按照人丁征稅的製度，前已述其詳。隨著均田製的解體，為人頭稅揭發前的必然趨勢，成為時代的要求。兩稅法的推行，還意味封迚竹府對農民的人身控製存所鬆弛；其次不以人）為本，以資產多少征稅，勢必以大族富戶多納稅為條件的貧苦人民的負擔，比人丁征稅要合理得多；再次兩稅法“唯以資產為宗”，不論土著、流民，凡略有資產，都須適當納稅，杜絕龐大的流民隊伍逃稅的漏洞；又次兩稅法既包括在此以前的各稅收，比以前科名目多達數百種，人民總能遇上沒完沒了的情況，是簡化省便多了。總之，唐代著名稅製改革家楊炎的兩稅法，在抑製豪強大族而不增稅率、不增加甚至有所減輕一般農民負擔的條件下，保證了國家賦稅收入，有利於社會矛盾的緩和，對當代社會經濟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兩稅法使中國在稅製史上，由稅丁時代正式進人了稅地（資產）時代，其基本模式為後世所效法，直沿用到清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