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正當年輕力壯，不去想三災六病；人正當雄姿英發，不去想衰朽殘年；人正當興致勃勃，不去想身後的是是非非，對生活持樂觀、豁達的態度。其實生活中的困苦繁多，天災人禍常常不可預料，倘若每天愁眉苦臉、長籲短歎，則會錯過太多生命中的精彩。中國人天性樂觀，在遇到災難的時候，常以梅花耐寒而香激勵自我。這不是大而化之，而是在豁達中找到了重生的力量。
一種從容，別樣出世
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草木如人，中國人吃苦耐勞，縱使遇到天大的打擊，國破家亡、家園盡毀，也能道一句“梅花香自苦寒來”。
一個從災難中成長起來的民族，依靠經驗創造曆史，即我們常說的緬懷意識。這樣的民族懂得傳承文明的碩果，懂得繼承祖先留下來的最好的東西，能以樂觀的態度看待世間的一切苦難。
古人講憂樂觀，傾向於憂患意識，但有了憂患自然也就有了樂觀心態，二者相對，一個表現人格的約束性，一個表現人格的自由性。當人們憂患過多的時候，其實也在期盼快樂，“樂”可以說是整個中華民族最早的世界觀。“樂”（lè）與“樂”（yuè）雖不同音，但意義同源，都來自於古時候祭祀的音樂。音樂是人們表達各種情感、用來交際的方式。按照中國中庸之道的解析：“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古老的祭祀樂曲，悠揚低沉、神秘意遠，古老如鎮魂歌一般，叫人的精神不斷沉澱。此後的樂曲也以這種極為平和的方式傳承。樂曲所追求的是社會、人、宇宙萬物之間和諧地存在，彼此都“適度”地均衡。儒家把“樂”定為學者必修的基礎課程，正是這種平緩而不急躁的上古音樂，培養了中國人樂天知命的心態。
古人把樂天知命稱為達觀。達觀是對人生持消極的態度，一切順其自然，隨遇而安。乍一看，它竟如此消極，但是達觀也含有看破難處，繼而解決問題的積極意義。前人在國家政治瀕危、軍事受創之際，常常欷歔，憂患淚水源源不絕，但達觀之作也隨之而來。北宋文人歐陽修在《醉翁亭記》中寫道：“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全文描述的是歐陽修與民同樂的情景。此時，正是範仲淹慶曆改革時期，歐陽修因為支持改革，被貶江南，滿肚子的苦水無處傾訴。但歐陽修仍能保持與民攜手遊山的興致，和百姓共苦樂，這份泰然和豁達，叫人不得不佩服。自古如歐陽修這般的文人士大夫不少，武士武將悲憤中淡看榮辱、不屈者亦有之。正因他們對生死、得失看得淡，便有了不朽的意誌，縱使苦累多年，仍心懷家國。
在這些先人的身上，我們看到了無數悲情的意味，卻也從中獲得了鼓勵。《禮記·樂記》裏講：人不能無樂（yuè），樂是人道、人性。樂（yuè）是人性中的東西，自然樂（lè）也是人的本性。如果終日充滿了悲情意味，以叔本華的觀點，這類人恐怕多數都會毫無意義地“自殺”。我國古代所謂的達觀，並不是讓人消極厭世、遠離塵囂，而是一種得失榮辱觀，是一種對生死無懼的態度。它帶有一種宗教色彩，對人的心靈具有極大的淨化作用，卻並非宗教，因為達觀是一種與天地相融合、無所約束的“樂”。
達觀與樂觀不盡相同，前者成於苦難，後者與生俱來，但它們同樣是在天災人禍中發生“激化”，在這一刻，它們走到了一起。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李白卻瀟灑地說：“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複來。”人生孤獨寂寞、家破人亡時亦有，王勃卻說：“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這種生活態度，是達觀，更傾向於樂觀，因為即使失去了很多，一切都可以再創造出來。
中國人講達觀，求的不是“隱世”，而是“出世”，它從一種看似“無為”的狀態轉變成“有為”，繼而重歸到中國人天生的樂觀心態上來，並在此樂觀基礎上重新找回自信。梅香自苦寒，不經曆寒霜雨雪，香氣怎能持久，春天又如何綠意盎然？
精神豐盈，文明不會幹涸
江油市青蓮鎮，距離四川綿陽市僅半個多小時車程，這附近有很多遊人鍾情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太白故居、竇山國家地質公園、養馬峽、安縣千佛洞、西羌九黃山。乘車坐看山壁間的景色，稍縱即逝，竟覺惋惜，不如下車信步而行，一草一木中所蘊涵的恬淡平和叫人一飽眼福，感受蜀道陡峭的震撼。李白故居中的浩然之氣似乎吸收了他曠達胸襟所蘊涵的氣魄，叫人頓時豁然開朗、心曠神怡。
然而，一切已成往昔。“5·12”汶川地震使已經存留了一千多年的房屋損壞大半，李白雕像也被折斷。可李白石像未因損毀而失了瀟灑，仍醉臥草叢，泰然自若，等待工人們再次把它扶正修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