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鄰居”。1985年，一場裏氏8.1級的毀滅性地震襲擊了超級大都市墨西哥城，800幢建築坍塌，1萬餘人喪生，5萬餘人受傷，25萬人無家可歸。在震後重建的過程中，一個自稱“超級鄰居”的蒙麵人出現在墨西哥城。他身穿佐羅式的鬥篷，頭戴紅黃兩色的摔跤手麵具，組織貧民窟社區的民眾自救，為浩劫後的無家可歸者代言，出麵抗議政府救災政策的不公。並自此成了墨西哥城深孚眾望的民間政治家，活躍在眾多的社會場域之中。相當有趣的是，1994年8月，薩帕塔人在拉坎頓叢林中召開民族民主大會之時，“超級鄰居”也出席了大會，並且在會上將作為他身份標誌的紅黃兩色的摔跤麵具作為禮物贈送給馬科斯。一如墨裔美國學者伊蘭·斯塔文斯所言：
“早在前哥倫比亞時期，墨西哥人便迷戀麵具。一道自我與世界之間的牆，它如同一張盾牌和一處隱蔽所。在墨西哥，麵具無所不在。”“在那些大眾文化英雄、所有那些窮苦人的辯護人中，蒙麵的戰士以其無言的麵孔呈現著無數麵孔。”41
然而，我在這裏所要強調的是，從時光的這一端回望過去，我們間或“自然”地將副司令馬科斯、麵具、蒙麵軍邏輯地聯係在一起，似乎這一切出自一次預先完成的天才設計。但回溯光陰的彼端並再度順流而下，我們會發現，包括麵具在內，薩帕塔運動、作為其戰略家的馬科斯最為突出的特征，便是不斷因勢利導、見招拆招；或者，我更願意顛倒馬科斯對新自由主義政府的尖銳批判“愚蠢的即興創作”，將薩帕塔人的戰略稱為“智慧的即興創作”。這無疑是無選之選，是薩帕塔運動充滿原創性的緣由；它因此成了千年之交，全球反抗力量的靈感來源，成了反全球化運動的“晴雨表和導火索”。盡管無疑有著極為豐富的拉丁美洲革命傳統，但經曆了20世紀末的“大失敗”，大部分的模式清晰顯露了其缺憾、匱乏與弊端，幾世紀累積的、革命的思想與實踐資源都遭到了自我玷汙或勝利者的妖魔化。反叛者重新開始的地方並非一無所有的荒原，而是一片狼藉的廢墟。而且這不可能是單純的力的角逐——因為強弱對比是如此分明，冷戰的終結，隻是令強者更強，弱者愈弱。所以它必然是、也隻能是智慧的較量。
馬科斯在許多場合多次坦誠地告知，1994年元旦薩帕塔運動起義之時，不論是作為領導人還是參與者都非常清楚，這次行動全無勝算可言。那不是在對客觀情勢、力量對比做出了理性的、有利的考量之後的決定，而是在宣戰、呼喊、在社會的目擊下戰死，和在遺忘、沉默中死去之間的選擇。事實上，那一年，整個薩帕塔社區放棄了播種，整個組織：原住民秘密革命委員會、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司令部都準備了一、二梯隊。在除夕之夜奔赴聖克利斯托瓦爾的隊伍不是去開啟一次戰鬥、征服、勝利之旅，而是自覺踏上了不歸之路。死亡，但首先被看到、被傾聽。因為已別無選擇，隻有武裝起義，才能讓整個遭受到文明滅絕的印第安原住民的苦境闖入主流社會的視野。但馬科斯拒絕將其“翻譯”為“自殺行動”。
“我們想活下去，但我們深知我們得做點什麼讓其他人能活著。為了讓其他人能活下去，這是必冒的風險。也許我們會死在奮鬥的過程之中，那是可能性極大的。但是，我們不是要執行一次自殺任務。我們準備去死，但我們不想死。”42似乎人類自然生命邏輯“向死而生”的反轉：這是向生而死。或許這便是所謂拉丁美洲浪漫主義革命傳統的一部：人們自覺把自己的生命接續在一長串死者之後，一長串為了正義和自由而死的先驅；而正是那些死者輝耀我們的生命。而在拉丁美洲的原住民文化中，生與死原本是生命的不同狀態。以馬科斯別具一格的說法，便是：“這多少像將我們的血投入股市，指望能增值。”起義的第一周中，馬科斯曾回答美國記者說：如果說生死一線間，那麼，自起義的那個黎明起，他便踏在那條線上。每一天、每一刻都可能是生命的終了。這令馬科斯的生命力如燦爛的噴泉般地奔湧。
起義的第一天，並非所有人都帶著麵具。麵具，顯然並非有意為之的薩帕塔人的標誌。大部分戰士帶著滑雪帽，那間或是為了盡可能不在第一時刻被指認，成為準確消滅的目標；也可能僅僅是為了對抗一月份恰帕斯的寒冷。當記者們就滑雪帽提問時，馬科斯給出的，或是調侃式的回答：
“因為我們個個都是美男子，一旦我們摘下麵具，墨西哥的男人們將無地自容。”43或是嚴肅的“說詞”：指揮官頭戴滑雪帽，是為了削弱其特權特征。在諸多的有關薩帕塔運動的報道和專論之中，我注意到了一個有趣的細節。起義的最初幾周中，一次當馬科斯為眾多記者所包圍時，其中一位高聲喊道：“摘下麵具來！隻有罪犯才遮住他們的臉！”對此的回應是，馬科斯伸手準備摘去滑雪帽。但與此同時，周圍的記者和人群一片呐喊：“不..！”麵具留在了那裏44。而馬科斯因此而創造了關於麵具、關於無麵之人、關於遮住麵孔方獲得注視、關於麵具是一麵鏡等諸多薩帕塔運動最重要的修辭，由此打開了一處巨大的社會參與與實踐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