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月2日的黎明，同一個女人指揮了從聖克利斯托瓦爾撤退返回山中的行動。50天以後，她作為CCRI-CG代表團衛隊的護衛之一重返聖克利斯托瓦爾，出席在中心教堂舉行的和平對話。一些女記者訪問了她，問及她的名字。“安娜·瑪麗婭。起義軍少校安娜·瑪麗婭。”她目光深
邃地答道。安娜·瑪麗婭離開了中心教堂，消失在1994年之後的歲月中。一如其他同誌，她必須等待，並須保持沉默..
1994年12月，在成為一名戰士十年之後，安娜·瑪麗婭接到命令，準備打破政府軍包圍著拉坎頓叢林的軍事防線。12月19日黎明，薩帕塔人占領了38個地區。安娜·瑪麗婭指揮著攻打恰帕斯州奧托斯市各區的行動。12名女軍官和她在一起，她們是莫尼卡、伊莎貝拉、尤麗、帕特裏西婭、漢娜、奧菲麗婭、西莉婭、瑪麗婭、加布裏埃拉、阿麗西婭、澤內達和瑪麗婭·路易絲。安娜·瑪麗婭本人占領了波奇爾市。
在薩帕塔運動展開之後，聯邦軍最高司令部以沉默來掩蓋他們的封鎖線被突破的事實，在大眾傳媒的幫助下，他們稱那純是薩帕塔人蠱惑人心的宣傳。聯邦政府的驕傲遭到了重創：薩帕塔人不僅衝破了封鎖線，而且對他們施之以羞辱性的打擊——一個女人率領的隊伍占領了多個地區。大量的金錢用於向人民否認這一事件。然而由於其戰友的身不由己的行為和政府的老謀深算，安娜·瑪麗婭和與她一道的薩帕塔婦女被忽視了，一直充當著隱身人。
II.今天..
我正要結束這篇文章的時候，有人來了。
堂娜·漢妮娜。堂·安托尼奧老人死後，堂娜·漢妮娜允許自己生命的節拍慢下來，如同她準備咖啡時那樣輕柔，身體仍然強壯，但堂娜·漢妮娜聲稱她就要死了。“別傻了，奶奶。”我說，拒絕直視她的眼睛。“瞧瞧你”，她應道，“如果為了活我們必須死，那就沒有什麼能讓我不死，像你這樣的後生小子就更不成了。”堂娜·漢妮娜數落著。這位堂·安托尼奧老人的女人，畢生叛逆的女人，顯然，甚至會以叛逆回應自己的死亡。
與此同時，在封鎖線的另一邊，她出現了。
她。沒有軍銜，沒有軍裝，沒有武器。隻有她知道自己是個薩帕塔人。就像一個薩帕塔人，她沒有麵容或名字。她在為民主、解放和正義而鬥爭，就像一個薩帕塔人。她是EZLN所說的“市民社會”
中的一員，沒有政黨，不屬於任何政黨領袖拚湊的所謂政治社會。相反，她是那無形而牢固的社群中的一員，他們日複一日地說：“受夠了就是受夠了！”
起初，她為自己的言辭而震驚。但時光流逝，通過有力的重複它、尤其是實踐它，她不再害怕這些言辭，她不再害怕自己。現在她是一名薩帕塔人，她將自己的命運加入到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的狂言之中，那狂言令政黨和依附權力的知識分子如此恐懼。她曾和所有人搏鬥：她的丈夫，她的戀人，她的男友，她的孩子們，她的父親，她的祖父。他們說：“你瘋了”。在她背後，她所離棄的如此之多。她斷絕了如此多的關係，如果你試圖度量，那麼她遠比那些一無所有的叛逆者離奇得多得多。她的一切，她的世界，命令她忘記“那些瘋狂的薩帕塔人，”令你妥協就範的世界呼喚她返歸那冷漠的安適之中，在那裏，生存和憂慮隻關乎自己。她將一切離棄在背後。她未置一詞。破曉時分，希望溫柔的棱角變得銳利，她開始在一天中多次、在一年中至少364次仿效著她薩帕塔姐妹們的1月1日。
她微笑著。一度，她僅僅是仰慕薩帕塔人，現在她已不再如此。當她意識到，他們隻是她的叛逆和希望的鏡子，她的仰慕之情終結了。
她發現，自己出生於1994年1月1日。從那時起，她感到她的生命，以及那些始終被稱作夢想和烏托邦的一切，可能真的變為事實。
在沉默和一無所有之中，和其他的男人和女人肩並著肩，她開始編織著一個被某些人稱之為希望的複雜的夢想：“一切為大家，絲毫不為己。”
消隱了她的容顏、藏匿起她的名字，她遭遇了3月8日。成千上萬的女人和她一起。愈來愈多的人已經到來。幾十個，數百個，成千上萬，數百萬女人，她們記得，在全世界，有如此多的事情尚待完成，有如此多的目標尚待鬥爭。尊嚴似乎是一種傳染病，女人似乎更易感染這種令人不適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