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科斯訪談錄（節譯）
編者按：2001年3月間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副司令馬科斯和其他24名司令一起長征到首都墨西哥城。馬科斯和他的司令們住進了城南的國家人類學和曆史學學院（ENAH），將其作為臨時宿舍。在這裏，他接受了哥倫比亞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加西亞·馬爾克斯和他主編的雜誌Revista Cambio一名記者的訪談。全文以《馬科斯如是說》發表在該雜誌上，這裏節譯的是最後一段。
加西亞·馬爾克斯：在這一片混亂之中，你仍有時間閱讀嗎？馬科斯：是的，因為若是不這樣，我們又該如何？大敵當前，士兵們會擦拭武器，振作士氣。對我們說來，我們的武器是我們的語詞，所以我們必須時常光顧我們的軍械庫。加西亞·馬爾克斯：你所說的一切，就內容與形式而言，顯出了鮮明的文學背景。它從何而來，你又是如何實現的？馬科斯：這得自我的童年。在我家中，語詞被賦予極為特殊的價值。憑借語言，我們進入世界。我們不是在學校而是通過讀報學會了閱讀。我的母親和父親鼓勵我們讀書，那使我們最為快捷地接觸到新事物。通過這樣、那樣的途徑，我們意識到，語言不是作為彼此交流的方式，而是作為建構事物的方式。那似乎比一種義務或作業更令人快活。當地下墓穴時代到來的時候，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並不高估語詞的價值。語言被降到了次等。當我們進入原住民社群的時候，語言成了飛去來器。意識到表達特定事物時語言的失效，那迫使你去琢磨語言的技巧，去反複推敲語詞將其武裝起來或解除武裝。加西亞·馬爾克斯：是否剛好相反——我們對語言的過分控製造成了這個新的時代？
馬科斯：那像一個攪拌器。你不知道最初扔進去的是什麼，可倒出來的是雞尾酒。加西亞·馬爾克斯：能不能談談你的家庭？馬科斯：那是一個中產階級家庭。我父親，一家之主，在拉紮羅·卡爾迪亞斯時代是個鄉村教師，據他說，那時候，他們會為了一個教師是共產黨員，而削掉他的耳朵。我母親也是個鄉村教師，後來，我們搬了家，最終成了中產階級，我是說，那種沒有真正生存困難的家庭。這是在外省，文化的地平線是地方報紙的社會版。外麵的世界，大城市，墨西哥城的誘人之處是他們的書店。終於，省裏有了書市，我們可以找到一些書。加西亞·馬爾克斯、富恩斯特、卡洛斯·蒙斯瓦伊斯、巴爾加斯·略薩，不談及他們的思想傾向，這隻是舉幾個例子，我們的父母帶書給我們，讓我們讀到這些作品。《百年孤獨》意味著如何闡釋那些歲月中的外省生活，《阿爾特米奧·克魯茲之死》則是解釋了什麼導致革命是如此，卡洛斯·蒙斯瓦伊斯的《彌撒日》則解釋了中產階級的經驗。從某種意義上說，盡管有些赤裸，《城市與狗》是我們的自畫像，其中應有盡有。我們以獲知文學的方式了解世界，我相信，這塑造了我們。我們不是通過新聞頻道了解世界，而是通過小說、散文和詩歌。
這使我們與他人相當不同。這是我們的雙親賦予我們的目鏡，而其他人可能以大眾媒介為目鏡或者隻是一塊磨玻璃，因此他們無法看到發生中的一切。加西亞·馬爾克斯：在所有這些讀物中堂·吉訶德在哪兒？馬科斯：我12歲時，他們給了我一本非常精美的書，一部精裝書。那是《拉曼卻的堂·吉訶德》。我已經讀過，讀的是少兒版。那是一本十分昂貴的書，是我一直在期待的最為特殊的禮物。莎士比亞隨後而來。但如果我按閱讀的順序說，首先是“拉美文學爆炸”，然後是塞萬提斯，然後是加西亞·洛爾卡，然後整整一個時期全是詩，你也要對此負部分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