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計劃敗露——除了笑，我還能為佐藤做些什麼呢——兩個嬉皮士向我們走來——酒吧老板迎了出來——跨越國界——口誤——我從車窗裏隱隱看見——飛機往前開，心緒往後倒。
行動計劃敗露
我又開始策劃一個行動。
我看看表：九點。若是在我北京家裏，一到晚上九點，沉沉的夜幕早巳把我和世界隔開了。我隻能困守在家裏，也隻想蜷縮在家裏。但日本鬆山市的夜九點，像一個穿著夜禮服的珠光寶氣的美人，叫你不能不想多看她兩眼。而且，愈是臨近回國的日子，我的好奇癖和觀察癖愈是發作了。不過，我不能再拖累同車的三位先生。等我們回到下塌的鬆山全日空飯店，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事務局次長佐藤純子先生（日本對女士也可尊稱先生）和事務局長輔佐橫川健先生看著我乖乖地走進飯店，他們就可以安心地休息了。當然，我不能不和一起回來的鄧剛打個招呼，告訴他我一個人再到旁邊的街上走一走。我們這個五人的中國作家代表團，團長張光年和副團長從雄熙，從學問到聲譽到年齡，都是我等不可望其項背的。到他們這樣的年齡自然不能像我這樣瘋跑。第三號種子鄧剛是我們團裏的年輕人。
“我不同意你出去！”鄧剛大吼。
“現在我是第三副團長！”他又加上一句。大概是覺得情況緊迫，隻好自封為“第三副團長”來加強他講話的權威性。
“第三副團長”的吼聲一下把我的行動計劃敗露了。除了笑，我還能為佐藤做些什麼呢？
佐藤先生和橫川先生立刻幫我從炮擊般的吼聲中解救出來：時間還早，我們一起出去走走吧。
我覺得我被兩股相向而行的感情衝擊著——我終於戰勝了“凶猛”的“第三副團長”，我出遊的計劃“得逞”了，這自然叫我高興。不過，我看著佐藤和橫川，又實在非常地不安！我們是前天傍晚坐船經瀨戶內海到達鬆山的。船在六七級的風浪中顛簸，這種顛簸對於我來說，是大海的搖籃，於是我睡著了；對於佐藤先生，則是大海的戲弄，事後我才知道她難受得無法支攆，連連唱了二十幾支歌（而且是中國歌），才頂住了風浪的襲擊。下船時鳳雨交加，一頂傘哪裏擋得住滿天雨？佐藤純子又暈船、又受了涼。可是昨天清晨一見麵她就問：你們睡好了嗎？上午、下午、晚上照樣陪著我們活動。今天又是一天了。“像累嗎？”我一邊走一邊問她，這句話是真誠的，但又是毫無意義的。鄧剛立刻“揭穿”我：“你一邊問人家累不累，一邊又往前走，非要把人累死！”
我歉疚地笑笑。除了笑，我還能為佐藤做些什麼呢？兩個嬉皮士向我們走來。
橫川健同時在接待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昨晚趕到鬆山，他在鬆山市長為我們設的餐食會上做譯。他那一口中文使我覺得他簡直就是中國人！今天拂曉四點，他就分別來接我和鄧剛的門鈴，喚醒我們去漁場。然後是參觀菜場、美術館、農村，直到剛才陪我們去池內先生家，直至現在我又要出去。其實我真覺得晚上街道上全是霓虹燈，我一個人走走根本不會有事。可是事後鄧剛告訴我，這晚他和橫川走在前邊，我和佐藤走在後麵，中間拉開了一點距離。兩個嬉皮士模樣的人從他們身邊擦過向我們走來。鄧剛看見橫川先生緊張她、但又不著痕跡地一下轉過身來看著我們，生怕嬉皮士招惹我們。“我一看他那樣，”鄧剛說，“我也作好了準備——一旦你們出事我拔腿就跑。”這是鄧剛式的語言。我於是明白佐藤先生、橫川先生為什麼一定要陪著我。我正在興頭上，完全沒有注意到嬉皮士，而佐藤和橫川為了保護我的這份興致，為了使我盡興，真是盡心、經心啊！
酒吧老板迎了出來。
那晚我們走過一家酒吧，我很想進去看看，但我身上沒有料（日本管錢叫料，需要花錢的事叫“有料”，不花錢的叫“無料”），所以隻能希望打開門看一下。酒吧老板迎了出來，自然以為我們是顧客囉。佐藤對老板說我們是中國人。老板立刻把我們讓了進去，進來四大杯加了冰塊前酒。當然這是“無料酒”了。一個團體正在酒吧裏舉行聚會。他們騰出座位拉著我們坐下，而且拽著我的背包直說：你不要走，你不能走！一個日本姑娘親切地走到我的跟前？“我最希望去的國家就是中國！”
我想起下午在鬆山農村時，一位可愛的農婦興致勃勃地問我：“昨晚你看了電視裏日本和中國的女子排球賽了嗎？”我問她：“中國女排贏了日本女排，你高興吧？”“高興！高興！”她連連點頭來加重語氣，漾出一臉笑紋。
我們從鬆山農村回到市區後，就去鬆山南海廣播電視台的池內央先生家做客。池內先生一聽說鄧剛是大連人，立刻拿出兩盤錄像帶放給鄧剛看。一盤是1932年的大連，一盤是今日大連。因為，他是生在大連的。在池內家的兩小時，池內先生不知道拿出多少道的冷飲、點心、酒菜來款待我們。明明是穿裙子、單衣的季節，他還怕我們涼，特意開了暖氣，融融暖氣和一道道的冰淇淋，使我們在兩小時裏飽嚐了日本人民的盛情。
跨越國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