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當代中國人，大凡都難忘記兩個羊年。
第一個是己未羊年——1979年。1978年12月下旬，中共召開了具有深遠曆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1979年1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堅持實事求是原則，調動積極因素》的社論。以此為開端，全國據官方統計共55萬“右派分子”獲得了“改正”，遍布國中的冤假錯案開始昭雪平反，隨後又是“四類分子”全部摘帽……這一年，包括鄙人一家在內的千千萬萬的“牛鬼蛇神”及其“黑子女”們從社會的陰溝裏爬起來，告別苦難、屈辱與卑微，坦坦蕩蕩地做回了人本身。這一年，胡耀邦幾乎開創了一個人的解放的新時代，大氣磅礴地將人的命運還給人自己，這正是鄧小平能將懸崖上的中國引向再生之途的基本條件之一。
第二個是辛未羊年——1991年。上一年，一些顯然不是一般的人根據“蘇東事件”認為，改革開放必然導致中國社會滑向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由此，他們對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一係列重大問題提出了疑問和詰難，對每一項改革開放的措施都要“問一問是姓社還是姓資”。有“理論家”公然在報紙上提出中國眼下的改革是社會主義的改革，還是資本主義的改革？有人竟聲色俱厲地問：誰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鄧小平在上海過春節，並視察了部分工廠、企業，聽取了有關浦東開發的彙報。老人的講話語調平和，如落霞晚照，卻顯然是靜水深流——
改革開放還要講，我們黨還要講幾十年。……光我一個人說話還不夠，我們黨要說話，要說幾十年；
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麼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
要克服一個怕字，要有勇氣。什麼事情總要有人試第一個，才能開拓新路。
鄧小平視察上海談話及一年後的南方講話，衝決了一段時間以來某些人對改革開放烏雲翻滾般的壓抑，對“姓社姓資”的洶洶氣勢的責難，大江南北開始唱響《春天的故事》，在這塊曆史上有著數不清的革命與鬥爭，社會卻長期停滯不前的古老大地上，十三億中國人抓住了近代以來從未有過的一個和平、安定的發展契機，中國經濟開始實質性地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整個社會也啟動了由原來以意識形態為導向的政治社會不動聲色地向以市場為導向的消費社會的嬗變進程。中國的經濟在這一個歲月輪回裏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百姓初步過上了安居樂業的小康生活。
2003年又是一個輪回，正是癸未羊年。
這一年，因黨的十六大剛剛開過，黨和國家、政府的新一代領導人的亮相而有了一股清新的風熙熙地吹來；這一年，更因一場突如其來的“非典”肆虐震蕩於大江南北並挑戰著各級政府的應對能力而令全世界關注。
維多利亞時代的批評家馬修·阿諾德曾經這樣描述靈魂的焦灼狀態：“在兩個世界之間仿徨，一個已經死了，另一個還未誕生。”時下的中國正處於靈魂的焦灼之中，在那些揪動著億萬人心腸的日日夜夜，她沒有一刻不在思慮：SARS危機僅是疾病、心理以及公共衛生危機，還是本應洞燭機先的社會遇險機製及嚴重的生態危機？當危機發生時，人民需要的是“萬能政府”還是“有限政府”，抑或是“有效政府”？而政府是選擇保住“經濟增長”還是保住“人民安全”？政府工作的重心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還是“以製度建設為中心”? SARS危機的發生，似乎表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不一定能夠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雖然相對於“以階級鬥爭為中心”，前者自是劃時代的巨變，但在實踐中，特別是在某些官員心目中，是否會逐漸演變成簡單的“以GDP為中心”，或者說“以GDP的增長為考核幹部政績的中心”？是GDP高於一切，還是人民的冷暖安危高於一切……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一場洶洶而來的“非典”肆虐，對於曆史的意味卻可能是柔姿綿長，水闊天遠。好些年在唱著“太平盛世”、“天天都是好日子”，幾乎走進了好萊塢的動畫片，花草都能歌唱。終於有了一種全社會都被緊急動員起來與之抗爭的不見炮火硝煙的戰爭狀態。這種狀態空前地凝聚了全民族的憂患意識與萬眾一心、共渡難關的偉力，爆發出洞穿政治、經濟、文化隱患的更深層次的思索能量，它將會大麵積地根治總曲意媚上卻無關痛癢於下的吏治頑疾；有力地推動中國向現代社會轉換、政府向現代政府轉換的曆史進程。誠哉斯言——作為惟一全程考察京、粵、滬三地抗“非典”肆虐的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吉姆斯·莫格爾教授對記者說：“如果沒有親身經曆，你無法體會這麼短短一個多月間，中國經曆了一種怎樣的進步，這是中國開放曆程中一個裏程碑。”（見2003年5月9日《參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