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黃河落盡走東海，萬裏寫入襟懷間
——評楊欽歡總策劃，何建明、程賢章主編的《中國治水史詩》
孟繁華
如果在晴朗的天空從北京乘飛機到烏魯木齊，俯瞰大地時我們會看到什麼？我們看到的是北中國廣袤無垠赤裸的大地——到處是水的形狀，但除了黃河遊絲般地流淌外再沒有多少像樣的水係。在所有的資源危機中，水危機已經成為中國、特別是北方最大的危機。2011年的春天，北方又一次持續幹旱，有些地方的無有效降水時間創了曆史新高。北京入冬以來連續三個月沒有有效降水，成為一個名實相符的“無雪的冬天”。但是，對於普通民眾而言，旱情的焦慮遠不及房價或股市的沉浮更敏感。這更從另一個層麵反映了我們的危機：水資源危機意識的匱乏。一方麵是持續的幹旱，缺水；一方麵是突如其來的洪水災害、水汙染、水浪費。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從古至今，一個“水”字，成了我們這個民族最大的隱憂。曆史上，平均每兩年就發生一次較大水災或嚴重幹旱。幹旱缺水、洪澇災害、水汙染和水土流失等四大水問題仍然是製約中國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突出瓶頸，除水害、興水利，始終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因此，治水曆來是治國安邦、興國富民的大事。大概也正是緣於這一因由，楊欽歡擔任總策劃，何建明、程賢章兩位著名作家聯袂主編了這部規模宏大、氣勢雄偉的《中國治水史詩》。當代文壇近百名作家參與了寫作。因此，這又是一部“兵團”式的集體寫作。它是“宏大敘事”，但這個宏大敘事與我們每個人有關。在我看來，這部宏偉著作的價值起碼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麵認識：
一、家國關懷與憂患意識
如果說治水是國家的水利工程，那麼，《中國治水史詩》就是講述國家古往今來治水的文化工程。《中國治水史詩》主編之一何建明在回答記者時說：《中國治水史詩》就是這樣一個能夠引發作家強烈衝動繼而激發寫作激情的好題材，所以出現了沒有加入的作家想加入、已經參與的作家希望將文章寫得更好的感人場麵。除了獨具深度、廣度的好題材吸引作家外，身居梅州山區的兩位“智者”也讓眾多作家折服——一是廣東梅雁水電集團創始人、董事長、總經理楊欽歡，二是老前輩、著名作家程賢章。在沒有見到楊總之前，我和不少作家一樣通常地認為他隻是在經濟上對這本書的編輯、出版給予支持，但通過深入交流我才發現，楊總更多的是從國家的“文化戰略”和“文化理念”的更高層麵去看待這件事，他以客家企業家獨有的胸懷尊重作家，讓作家的價值得到充分體現，從而贏得了大家鼎力相助、共襄文化盛舉。程老雖然已年屆八旬，但仍然滿懷激情、不知疲倦地當起“空中飛人”，進汶川地震災區、闖新疆火焰山、跳東北大冰窖，一年行程逾5萬公裏，為的是召喚更多的名家參與這項偉大的文化工程。他們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感染和召喚著大家，讓大家自覺為這項巨大的文化工程添磚加瓦。
無論主編還是具體參與的作家，他們巨大熱情的背後，顯然隱含著他們的家國關懷和憂患意識。作家陳桂棣在《淮河的警告》中，以憂鬱的筆觸記述了淮河水係被破壞的過程。淮河是中國最難治理的河流。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就決心“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但淮河的問題一言難盡。如果說自然的力量改變了淮河水係，使無數支流不能入淮、湖泊淤淺或荒廢，那麼“沿淮四省大張旗鼓‘關停並轉’草漿造紙企業時，在靈璧，一個大上快上造紙廠的計劃卻在緊鑼密鼓地實施”，則是人為的破壞。並最終導致了1994年7月那噩夢般的日子：
七月二十八日淩晨，被連天幹旱和高溫折磨得精疲力盡的盱眙人，一覺醒來，嚇呆了：平日黃綠色的淮河，突然變成了醬油色；渾濁不堪的水麵像塗抹了一層又厚又怪誕的油漆，浮蕩著白花花的泡沫，奇腥惡臭；隨處可見的死魚無不翻瞪著恐怖的眼睛，像在怒問蒼天。
這可是盱眙人民維係生命的唯一飲用水源啊！
盡管在這前一天，縣政府發布了一個關於淮河遭受嚴重汙染的通告，通知居民抓緊儲水，縣自來水公司供應的水將不能飲用，但大家並沒有把這事放在心上。因為，進入八十年代以來，淮河水汙染的事故就時有發生，十年間已相繼出現過十幾起。每次咬咬牙就過去了。但是，這一次，連發布通告的縣政府官員們也大出意外：想不到“嚴重汙染”竟“嚴重”到了這種程度！
淮河上遊居然下泄了兩億立方米汙水，在淮河下遊形成了一個上自安徽五河、下至洪澤湖口的一百多公裏長的汙染團帶。這是我國有史以來，在一條河流上出現的最長的一次汙染團帶。它造成的後果是：盱眙頃刻之間陷入滅頂之災。“工廠停產。商店關門。夏秋兩季農業絕收。靠打魚為生的一萬一千多漁民，由於網箱養殖全軍覆沒，債台高祖，場麵淒慘。”這隻是淮河悲慘景象的一個場景，苦難的水中國類似的悲劇不斷上演。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她是中華民族的象征和圖騰。她孕育了中華民族的古代文明，養育了無數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同時，黃河也是一條充滿了苦難的河流。有記載的黃河史，從先秦到民國期間，黃河決口達1593次，改道26次。黃河的災難還不僅是洪澇災害。為了解決黃河決口問題，20世紀60年代初期，曾在山東博興、墾利兩縣曆時八年開展了一個“黃河南岸展寬”工程。將這一河段平均展寬35公裏。“這是黃河人的大手筆，這來自於黃河人的眼界和氣量，這樣的工程在舊中國是無法想象的。打開工程用料記錄冊，我們可以看到如下記載：累計修做土方3189萬立方米，石方789萬立方米，耗鋼材2216噸，木材6000立方米，水泥……這是一串長長的驚人數字，在這些數字背後包含了一個更驚人的用工數字。上個世紀60年代初，人民還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在機械化程度極低的情況下，修建這樣的大工程，其難度有多大不言自明。”這是張煒、李亦在《大河徙——黃河口筆記》中描述的情形。但是，人不一定勝天：“南展工程像人們在窄河道上撒開的一張大網，20多年來，連一條小魚也沒有逮到，更別說黃河這條大魚。這項耗資巨大，費時、費力的大‘險工’，從上世紀70年代末建成至今，卻一次也沒有使用過。是黃河變乖了，還是她故意放鬆人們的警惕，擇機再來一場更大的洪決？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這項工程，審視當初的選擇。”當為了解決決口展寬河道時，黃河已經隔三差五地斷流了。“此後28年裏，黃河有22個年頭出現斷流，累計斷流1079天，5000立方米/秒以上的流量少見，10000立方米/秒的流量幾乎不見，20000立方米/秒的流量基本就是傳說了。”類似的情形還有：黃河斷流居然是三門峽水庫直接導致的：“三門峽水庫還將過去發生在下遊的災害提到了中上遊，1968年渭河在陝西華縣決口，造成大麵積淹沒。渭河也成了地上懸河，對關中平原造成嚴重威脅，災難直逼西安。2003年8、9月間，陝西渭河流域普降大雨，導致渭河洪水倒灌南山支流，造成多出決口，使渭南市的直接經濟損失達23億元，約57萬人受災，損失慘重。”就是這樣一條讓人喜憂參半的母親河，她的變數也讓人無措手足：任其流淌，不知何時就決口，防患未然展寬河道，她又斷流了。這也誠如作者所說，即便在沒有災害的年景：“幾十年的平安，對於黃河來說隻是瞬間休眠，等她從休眠中睜開雙眼，她還會精神百倍地發動各種決溢事件，讓人們措手不及。回顧過去的各種應急工程，大都治標不治本，著眼長遠，使母親河永久平安才是黃河人的當務之急。”
這就是中國作家的家國關懷與憂患意識。已過古稀之年的報告文學作家李林櫻，在本書中寫有《天下奇功都江堰》一文。她對“作為真正的世界奇跡”的都江堰，給予了沒有保留的讚頌謳歌。這是一篇報告文學，同時也是一篇總結都江堰建造、功能、管理經驗的綜合的科學論文。事實上，李林櫻在讚頌都江堰之前，寫有多部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的報告文學作品。特別是她的《生存與毀滅——長江上遊及三江源地區生態環境考察紀實》，以翔實的材料和振聾發聵的筆觸，描述了三江源地區的生態危機，那是一部真正的盛世危言。《生存與毀滅》表達的主題，與《中國治水史詩》一脈相承。書中記錄和提出的問題，對於環境的汙染和破壞，我們已經在各種傳媒的報告中耳熟能詳。殘破的草場、沙化的土地、幹涸的河流等，在現實生活中被兌換為揚塵天氣、沙塵風暴和用水短缺等切實的體驗。這來源相同的信息，使我們對生存狀況的焦慮感和危機感與日俱增。但是當李林櫻教授將她的《生存與毀滅——長江上遊及三江源地區生態環境考察紀實》展現在我們麵前的時候，我們還是為書中所記錄的內容深深震動——“生存與毀滅”，這不是猶豫的丹麥王子的台詞，不是可供我們良久思忖之後再做出選擇的提示；它是一聲危機的呐喊，是一麵聲音的旗幟。
這雖然是一部命題作文，但也可以看作是身懷使命的和“臨危受命”的一次寫作，是長江上遊及三江源地區的生態環境危在旦夕時候的一次親曆和寫作。作者行程數萬裏，考察了100多個縣，而且完全是自費行為。在這個時代，僅憑作者的這種精神，就足以感人至深。當然，更讓我們震驚的，還是作者對典型事件和普遍現象的描述：一切入作品，驚心動魄便撲麵而來——被稱為人間仙境、神話世界的九寨溝，也曾險象環生危在旦夕，離毀滅隻有一步之遙。在向“現代”邁進的過程中，似乎所有資源都僅僅具有使用價值。“溝內森林資源豐富，可建一個大型森工局進行采伐”的勘探報告，險些葬送了今日的九寨溝。但這種國家行為還不是事情的全部，更嚴重的還有來自民間的盲目砍伐和采掘。這個地區也因其富饒為自己招引了殺身之禍：森林、黃金、蟲草、野生動物，都是滿足“現代”生活的珍貴物資資源，於是，各路有組織和自發的采掘和獵殺大軍不期而至。人和機械過後，如盜賊掠過一片狼藉：“這裏已經一個多月沒有下雨，‘九河’兩岸昔日綠草茵茵的地方已經全部變成黃沙漫漫的沙化區。朔風卷過，黃沙陡起，遮天蔽日。全縣草地1/4已經退化，昔日每畝可產鮮草600至800公斤，但現在隻能產100至200公斤，甚至連100公斤也找不到，一隻羊要養兩三年、一頭牛要養五六年才能出欄。”這是作家到青海至多縣描述的情形。這是青海省唯一沒有照明電的縣城，它的“黑暗”似乎也成了一種隱喻：過去這是“三江源”的中心地帶和“中華水塔”的核心，湖泊密布河流縱橫水草肥美。但時至今日，作家目光所及卻如上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