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讓自己再次走進醫院，是需要莫大的勇氣的，在我的印象中，醫院永遠和我插著管子的老爹的畫麵聯係在一起。但我戰鬥了幾個晚上之後，還是去了。
檢查的結果竟然和智友所預測的一模一樣：我不是身上缺少什麼東西，而是多了某樣東西。而多的東西是什麼也被我不幸猜中，是頭上那道疤。
向那個老黑醫生解釋疤的來源是一件恨吃力的事情，他問我：“老兄，這疤是怎麼回事？”我就說：
“小時候叫人削的。”
“啥？”
“小時候叫趙海濱削的，嗯，打的，用磚頭。”
最終的檢查報告出來了，並驗證了智友的猜測：我是個神經病。按老黑醫生的說法，我的左腦部分腦皮層因為外力而造成一些損傷，導致我的邏輯神經回路發育不健全，治不了。通俗一點說：我每天時刻都處於喝酒喝大了或者飛葉子飛大了的狀態。這個病所造成的惡果就是：我的意識和思維比別人更加的不可預測，充滿隨機性幹擾，我很難經過鍛煉對固定的外界信息產生固定的反應。
“操他媽的趙海濱！”當我得知真相後，我咒罵這個需要對我的不幸人生負主要責任的人。我太慘了，這張報告意味著，我即便滴酒不沾，也是一個我爸那樣的醉鬼。還有更可怕的，我無法預料和控製自己下一秒要想什麼做什麼？我會不會有一天去殺人？如果這個不受我控製的我真的殺了人，那我該不該為此負責任？我突然意識到，我當前的胡思亂想正應驗著這份報告，所以我及時地給自己的大腦刹住車。
這份報告將像一個詛咒，緊緊地跟著我的人生，它將出現在我的檔案裏，並在我的每時每刻的言行中應驗。
最開始時我是不信邪的，人和人的腦袋怎麼能有那麼大的區別？為什麼偏巧我是那倒黴的60億分之一？至少60萬分之一（傲來島此時有60萬居民）？
我回到家，拿出紙和筆，要求幸子小姐給我畫一條直線。這是個極其費力的工作，幸子小姐不但顫顫巍巍，而且耳背，眼花，不管是否聽懂我的意思，我每說一句話她都點頭鞠躬並且“say hi” 。她還隻會用毛筆。我用我所能達到的最標準的日語和最大的音量跟幸子小姐說明了我的意圖。
她很認真甚至可以說虔誠地對待我交給她的這個任務，正襟危坐，把小楷毛筆蘸飽了墨，在紙上畫了起來。
不是直線！歪歪扭扭的比我還離譜。
“哈哈哈哈哈！”我幸災樂禍地大笑起來，看來我不是這個島上最嘚兒的人，有人比我還嘚兒！雖然贏過一個行將就木的老太婆不見得有什麼光彩。
但我開心之餘，內心還是有一絲戒備，我的命運裏太多狗血逆轉了，常常開心大笑不到3秒，趙海濱的磚頭或者大伯的巴掌就會到來。果然，這一次也不例外：
我拿起這個在我大笑聲中不知所措的可憐的糟老太婆麵前的那張紙，頓時四肢像被凍僵一樣麻木了。
那是一條周期4厘米，振幅3厘米的正弦曲線。人家糟老太婆連顫顫巍巍都是有規律的，隻有我是個殘次品！
不甘心的我馬上想到了第二個驗證實驗，鑒於跟幸子小姐的溝通的體力成本相當於打一場標準的籃球賽，我決定換一個實驗對象。這座島上願意跟我說話，願意配合我一些事情，溝通起來沒那麼累的，就隻剩下崔智友了。
雖然她上次跟我說：你應該去醫院體檢，看看有沒有神經病。在東北，如果一個女的跟你說了這種話，相當於她對你說：“滾！傻B，以後別再聯係！”
但我一廂情願又充滿善意地相信：在韓國文化中長大的，長得又這麼美的崔智友小姐，可能並沒有那麼惡毒。
老黑醫生說我的症狀中的一條是對於確定的外界信號無法給出確定而準確的反應。我以為這是正常的，原來是病態，換言之，別的正常人對於確定的外界信號，給出的反應應該是一致的。
這天上完英語課，我一邊收拾書包，一邊回頭看崔智友，我們的目光交彙了，她笑了一笑。我站起身，走到她課桌前，用剛剛學的我自認為腔調正宗的美式英語深情款款地問她：“我可以吻你嗎？”
“滾！”
她用腔調正宗語法正確的韓語回答了我，拎著書包走了。教室裏的其他同學一陣哄笑，我先是用紙筆記錄了這次實驗報告：實驗目的、實驗過程和實驗結果。接著有點莫名其妙的悵然若失。
也許她叔叔要求和她睡覺時，她的回答、語氣、表情也是如此。她這表情從此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裏，揮之不去，為我的第二次實驗提供了極大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