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初，在中國思想文化界悄悄地掀起了一股“曾國藩熱”。除了學術界、出版界空前活躍之外，政界、工商界對曾國藩的興趣似乎也非常濃厚，以至於“從政要讀《曾國藩》，經商要讀《胡雪岩》”這句話竟然可以堂堂正正地刊登在公開發行的報刊上。這無疑是在特定環境和條件下產生的一種文化現象。有關“曾國藩熱”產生、形成的基本原因，有人作了係統的分析考察，認為主要有這幾個方麵：一是世界範圍內的儒學複興為“曾國藩熱”的出現準備了土壤；二是“曾國藩熱”是領袖崇拜的自然延伸與縱深發展的結果；三是“曾國藩熱”是新形勢下新道德重建過程中的必然產物；四是由學術研究熱潮轉為社會熱潮的契機是唐浩明的長篇曆史小說《曾國藩》的出版發行。我們認為這些分析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曾國藩是一個曆史人物，我們今天並不是要簡單地、機械地將一百多年前的“曾文正公”、“中興第一名臣”複原並抬出來，讓死人壓住活人。正確而又冷靜的態度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與曆史主義相結合，既將曾國藩放在當時的曆史環境和條件下，肯定其比他的前人提供了些什麼新的東西，又站在今人的角度和立場上指出其缺點和錯誤，即曆史和階級的局限性。換言之，即通過對曾國藩思想言行的分析考察，明了中國近代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結構變化如何作用於社會心理，並通過社會心理影響中國近代思想文化領域的變化曰明了這種特定的思想文化現象如何反過來影響社會心理，以及它對於近代中國社會的變化施加的是一種什麼樣的影響力。總之，通過對曾國藩思想文化的科學探討，批判地繼承其可資借鑒的某些有益成分。
要達到上述這樣一個基本目的，最重要的還是要靠學術界同仁的艱苦努力，也就是說要靠學者們依據第一手資料，運用正確的方法，堅持嚴肅的態度，對曾國藩的功過是非得出科學結論。我們認為，廣播劇也好，電視劇也好，曆史小說也好，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時代社會對曆史人物的好惡感，但這還是表層性的、淺顯性的，並不能夠從深層、在科學意義上將曆史人物的本來麵目真實、全麵地反映出來。以往在曾國藩研究問題上之所以出現“聖人”、“完人”與“漢奸”、“劊子手”、“賣國賊”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判，也就是由於人們出於某種政治的和人為的需要來對曾國藩加以任意改塑，其結果是使我們的研究陷入了一種無法解脫的窘境。今天，我們隻有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盡力防止“左”、“右”兩種政治傾向對學術領域的人為幹擾，才能使曾國藩研究朝著正常的軌道更深入一步。
基於這樣一個目的，我們編譯了《名人評曾公》這本小書，以此為研究者們提供一點基本參考資料。換一句話說，通過對曾國藩逝世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七十多年間，中國社會各階級階層對曾國藩思想言行所作評判的回顧和總結，為學術界也為政界、工商界乃至現階段對曾國藩有興趣的人們，從曆史的角度提供一點“調味劑”。在本書所選錄的五十多位名人中，有曾國藩同時代的門生故舊，有洋務派思想家，有資產階級革命派思想家，有國共兩黨政治要人和學者。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對曾國藩的治軍、治學、治家、為人處世、個人人格等作了不同的評價，帶有時代環境和本階級政治上和學術上的深深痕跡。我們在對原文進行標點、注釋和翻譯之後，又對每篇作了簡要的評析。為了突出篇目主題內容，我們對每篇文字擬選了較為合適的標題。須要說明的是，考慮到有些篇章文字已經屬於白話文，故未作翻譯；而少數幾個人的生平事跡不詳，但評述文字又很有代表性，所以在評主簡介中特加說明，如“生平事跡待考”之語；我們所作的“評析”，也隻是一家之言，同樣不能算做是定論。這些都是需要向讀者說明的。由於曾國藩思想本身的複雜性，更由於我們學識有限，在每篇的選取、文字的編譯、內容的評析等方麵一定會有不少缺點和錯誤，敬乞讀者批評指正。
成曉軍1995年7月
於河北大學困知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