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舒新城不作注解，換做任何人不結合事件，都會莫名其妙不明所以。可徐悲鴻的好友舒新城回信中也寫了兩句詩，於是兩兩對應，就有了承前啟後的因為所以。舒新城的詩是：台城有路直須走，莫待路斷枉傷情。看，謎底就在“台城路”上，一個感歎“荒寒剩有台城路”，一個鼓勵他出軌，“台城有路直須走”
的確，作為兄弟，自然是看得比自己摯友清晰，說解決鬱結的唯一方法就是走下去，管他什麼天塌地陷。
·世俗之眼·
徐悲鴻即將踏人不惑之年，而且有了兒女，孫多慈與徐悲鴻之間親密的舉動，自然有有心人送往徐悲鴻的妻子蔣碧微耳邊，於是阻撓和反對在所難免。盡管徐悲鴻多次欲蓋彌彰向妻子解釋說，他隻是欣賞那個小女孩的才華，但年輕時就敢和徐悲鴻私奔至日本的蔣碧微，自然看得出徐悲鴻與孫多慈的關係已遠遠不止師生關係那麼簡單。更何況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這個傳誦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話自有其中的道理。即使蔣碧微看不清，難道旁人看不清？
翻閱過很多關於孫多慈的生平，也找過徐悲鴻的資料，甚至專門看過徐大師的畫中資料，眾多徐大師的研究者說辭褒貶不一，有人這樣描述：
1931年夏天，孫多慈以圖畫滿分的優異成績被南京中央大學藝術係錄取，正式開始了四年的大學生活。由於孫多慈學習成績出眾，又正式成為了徐悲鴻先生的學生，徐悲鴻對其更加器重和賞識，逢人便宣揚她的天才和智慧。
由於好事之徒再加以渲染附會，轟動一時的花邊新聞便不脛而走。許多小報也繪聲繪色，例如當時的南京《朝報》就不知登了多少有關這樁三角戀愛的故事。
在校期間，由於徐悲鴻對孫多慈特別關愛，甚至有時上課時隻教她一個人，如此一來使許多同學覺得自己的受教育權利受到了侵占，便經常在暗地裏對孫多慈與徐悲鴻進行埋怨、批評、指責，甚至一些難聽的話也迅速在同學中流傳。
後來孫多慈隻好搬出女生宿舍，在石婆婆巷租了一問房子，由她的母親從安慶搬來與其同住。據說，徐悲鴻當時刻了一枚印章，上寫“大慈大悲”二字，暗含著兩人名字。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很多東西，其他東西或許可以作假，但當時南京的《朝報》做不得假，還有孫多慈搬家的事情，根據孫多慈的表妹陸漢民回憶說：“孫多慈和徐悲鴻發生戀情的消息傳到了安慶，我的姑夫姑媽（即孫多慈的父母）十分反對，我們是一個舊式家庭，他們絕對不能接受女兒愛上一個有婦之夫。”陸漢民說，為了阻止這段感情，孫多慈的父親經常大發脾氣，母親甚至搬到了南京，租了房子，日夜監視女兒的行蹤，不讓她與徐悲鴻接觸。
當這件事情被擺放在青天白日之下，讓所有人看到議論的時候，這位在書畫造詣上建樹極高的大師肯定是不安和內疚，不過，顯然他並不是為自己，而是為孫多慈。
他甚至給宜興的蔣碧微寫了一封信：碧微，你快點回南京吧！你要是再不回來，我恐怕要愛上別人了。
為了躲避世俗人的眼光，1933年1月，徐悲鴻趁這個機會，與中國近代名家繪畫赴歐舉辦巡回展覽，意欲借此散心，打消幾乎焚燒自己的愛的火焰。
而那時的孫多慈繼續在中大學習。兩人之間還是有少許書信來往。而這種聯係一直維持到巡回展覽結束，1934年8月徐悲鴻回國。
10月，金秋時節，徐悲鴻帶學生去天目山寫生。因為出國辦展覽，跟“學生”分別將近二十個月，反倒讓兩個人證實雙方的確深愛著對方，這點是兩個人都沒有想到的。
天目山的故事也是眾說紛紜，選取了比較靠譜的一段：
就在天目山上，層林盡染，暮靄深處，孫多慈在山間的小路旁，發現了一樹紅豆。
孫多慈癡癡地立在那兒，兩腮泛紅，是喜出望外的興奮，也是情竇初開的激動，“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她的口中，不由自主背出了唐代大詩人王維的緗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