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國際關係的一個顯著變化是緊張轉向緩和，政治對話逐漸替代軍事對抗，和平競爭逐漸替代軍備競賽。眾所周知，和平競爭事實上是綜合國力競爭，是科技的競爭，歸根到底也是教育的競爭、人才的競爭。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美國、蘇聯等許多國家，包括中國和日本相繼進行了聲勢浩大的教育改革。盡管各國教育改革的出發點和措施不盡相同，但其目的卻極為相似，那就是為了培養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以適應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的經濟建設、科技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需要。
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高等教育都直接承擔著向社會輸送高級專門人才的使命，它首當其衝地麵臨嚴峻的挑戰。高等教育的改革勢在必行。我認為，所謂教育改革首先就是要革除那些阻礙其發展的陳舊的觀念、不合理的製度和已經落後的教育思想、內容和方法，使之更加適應社會的需要和科學技術的需求。曆史的承繼性向我們昭示：不了解過去，就不能很好地認識現在，不認識現在，就難以展望未來。因此，我想先簡略地談談中國高等教育的曆史演變，然後探討中國高等教育的現狀和改革。
一、中國高等教育的曆史演變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國的大學源遠流長。據史載，在距今3500年左右的殷商時代就有了大學。因殷人尚右尚西，把大學設在王城的西郊以示尊崇，所以當時的大學稱為“西學”或“右學”。公元前1066年，商被周王朝取代。當時天子設為辟雍，各諸侯國設置泮宮，是“右學”的繼承和發展。這些大學設在官府，官吏就是教師，以教詩、禮、樂為主，並講射、禦等作戰技術，目的也是培養官吏，算是當時的最高學府。春秋戰國時期，前代的“官學”日趨沒落，形成了“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的局麵。在官學廢弛的同時，典籍擴散，“私學”崛起，形成了中國古代文化空前繁榮、學術思想“百家爭鳴”的格局。“學宮”是當時的大學名稱，它既是學者講學和學術思想交流的地方，又是培養官吏的場所。如齊國的稷下學宮，校舍正規，規模龐大，齊宣王時“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湣王時稷下學士更盛，多達數萬”人。僅孔子一人，就號稱弟子三千。這個時期由孔子及其門徒整理修訂的“五經”（枟詩枠、枟書枠、枟易枠、枟禮枠、枟春秋枠）和大部分成於該時代的“四書”（枟大學枠、枟中庸枠、枟論語枠、枟孟子枠），諸子百家的教學形式與教學方法，以及孔子等名儒的教育思想，都為後世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資源。
漢代的大學稱之為“太學”，在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地位。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等人的建議，於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建立大學，設五經博士（教官），弟子50人，培養儒術人才。大學從行政管理、培養目標、教學內容、考試製度直到畢業後的出路，都有規定。中國曆史上常用的一些大學教學形式和方法，如考試、大班上課、轉相授業、師法家法等，漢代大學就已采用。所以，嚴格地說，以傳授知識、研究專門學問為主要內容的最高學府，以西漢太學的創立為始。到了唐代（公元618—907年），高等教育有了更大的發展，對後世影響深遠的科舉製度日趨完善。國子學、太學、四門學，是當時三種傳授儒學經典的學校。此外，還有培養科技和藝術人才的高等專門學校，即書學、算學和律學，分別學習文字書法、算學和律令，從而形成了當時世界上比較完備的學校製度。尤其是算學、天文曆法和醫藥等實科學校的開辦，開創了世界上專業和實科教育的先河。可惜專業和實科教育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一向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蟲小技，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和發展，這是導致唐以後中國高等教育落伍的原因之一。唐代同時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個繁榮時期，據記載當時亞洲就有40餘國與唐有交往。我們知道，日本遣唐使到長安先後十三四次之多，隨同使臣到唐的有大量留學生和僧侶，有時一次就有五六百人。其中著名的阿倍仲麻呂，16歲即來中國留學，取漢名晁衡，曾受到大詩人李白、王維的賞識。中國的高僧鑒真，也應日本留學僧榮睿和普照的邀請，東渡日本第六次才獲得成功。這些往來極大地促進了中日人民友好和中日文化的交流。中國從宋朝興盛起來的書院，在之後的中國高等教育發展中占據了重要地位。知名學者講學期間，采取個別鑽研、相互問答、集眾講解相結合的教學方法，以研習儒家經籍為主，間亦議論時政，研究學問與修身養性結合，這些皆成為清末以前中國大學的主要特點。
中國近代大學肇始於1895年清大理寺少卿盛宣懷在天津創辦的中西學堂（頭等），後更名北洋大學（即今日天津大學之前身）。該學堂內設工程、電學、礦務、機器、律例五科，修業年限為四年。1896年，盛氏又在上海創辦南洋公學，此即交通大學的前身。1897年，杭州太守林啟奏準創辦了求是書院，這就是浙江大學的前身。1898年，由旅日的維新派代表人物康有為、梁啟超等力薦，清政府開辦了京師大學堂，它是今天北京大學的前身。這四所建於19世紀末的學校至今仍是中國的著名大學。1903 年清政府頒發的“癸卯學製”，是中國正式實行的第一個近代學製。在這個學製中，高等教育分成三級：高等學堂大學預科（3年）、分科大學（3—4年）和通儒院（5年）。中國大學從此才成為基於完整的普通教育體製之上的專業教育。辛亥革命後，中國高等教育的結構沒有大的變化，基本上沿用日本的大學製度，采用學年製。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認為學年製弊多利少，主張效仿美國大學的辦法，采用學分製，並在該校推行選科製，並將科改為係。1922年北洋政府襲用美國學製體係，頒布“壬戌學製”。將高等教育分為大學校（包括專門學校）和大學院兩級，學習年限前者4—6年，後者2—4年不等。這個製度雖經數次修改，但基本內容未變，一直沿用到新中國成立。
最近40年來，中國高等教育事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經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接管改造和以高等學校院係調整為中心的教育改革，中國人民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事業轉變為社會主義的事業。盡管在此過程中出現過一些偏差，如對蘇聯經驗的簡單模仿，但成績還是令人矚目的，高等教育為國家培養了大量的急需的人才，有力地支援了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進入20世紀60年代中期，所謂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國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災難，教育也不例外。“左”的錯誤發展到否定知識、取消教育的極端，使教育事業受到嚴重破壞，使我國與發達國家的教育科技水平的差距拉大了。“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以鄧小平同誌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率領中國人民撥亂反正，對教育工作做出了一係列新的論斷和決策，強調人才對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極端重要性。我國教育事業得到了恢複，開始走上蓬勃發展的道路。
據統計，中國全日製普通高等學校數1949年是205所，1988年是1064所；全國在校學生數1949年是11暢7萬人，1988年是近220萬人，在校研究生已逾10萬人。成人高校發展尤為迅速，現在已有廣播電視大學、職工大學、農民大學、函大、夜大、管理幹部學院、教育學院等多種形式，學生總數至1987年是185暢8萬人。在對外開放的政策指引下，我國大學教育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日益增多。從1978年到1986年，我國出國留學人員已達5萬多人，相當於前28年的3暢2倍。同時我國接受來自117個國家和地區的留學人員達9000餘人，還培訓了約 1暢6 萬名外國短期留學人員。1979 年至1986年，我國先後聘請長期外國專家 4000 餘人，一般外籍教師3000餘人，短期講學專家6000人次。1978年至1984年，我國先後有413個教育代表團2506人出訪，應邀來華的外國教育代表團557個，3090人次。1982年6月至1985年5月，中國國家教委直屬的36所高等院校分別同23個國家的320所大學建立了校際合作關係。1978年以來，這36所院校有4580人次參加了2335個國際學術會議。此外，在我國還舉辦了 159 個國際學術會議。據統計，1985年中國高等院校向國際學術會議提交了5793篇論文，1986年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了5556篇由中國大學教師撰寫的論文。另外，一批涉外專業和研究機構建立起來，外語教學和漢語對外教學得到加強，我國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教育合作日益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