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接觸到的是時任國家檔案局政策法規司的司長段東升、副司長郭嗣平，他和她此前已接受過原告龍潛女兒的谘詢。他們認為，陸鍵東在其公開出版的書中摘錄檔案裏的內容，屬於擅自公布檔案的行為，是違反《檔案法》的。《檔案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檔案，由國家授權的檔案館或者有關機關公布；未經檔案館或者有關機關同意，任何組織和個人無權公布。”段東升還出示了1991年9月，國家檔案局、國家保密局製定的《各級國家檔案館館藏檔案解密和劃分控製使用範圍的暫行規定》，據此文件，凡“涉及公民隱私的，對社會開放會損害公民聲譽和權益的檔案”，“應當控製使用”。郭嗣平補充說，檔案館在提供利用時，應該向利用者說明以上規定，這是檔案館必須履行的義務，否則，一旦打起官司來，人家可以控告你“不作為”，檔案部門要承擔連帶責任。她還說，無論是正麵人物，還是反麵人物，都有隱私權，涉及個人隱私的材料，幹部檔案裏有，文書檔案裏也有，檔案部門在提供利用時要注意依法保護。
郭還指出，隻有國家檔案館才有向社會開放檔案的義務，像中山大學檔案館這樣的部門，實質上還是機關檔案室的性質，可以提供利用，但法律沒有規定其承擔向社會開放檔案的義務。
段還強調，利用者到檔案館、檔案室查閱檔案，必須說明自己真實的利用目的，陸鍵東所持介紹信上開具的利用目的是“研究嶺南文化”，實際上是寫了一本關於陳寅恪的書，這是錯誤的。他還說，有的人以組織名義去利用檔案，然後以個人名義出書，這是不適當的，或利用組織名義查材料，搞個人的副產品，嚴格地說，是屬於欺詐行為。
根據段、郭兩位提供的線索，筆者與原告方見了麵。在父親去世17年後，一本大量利用檔案後寫成的書裏，父親竟是這樣一種形象，她們的氣憤是顯而易見的。
原告在辯詞中提到，龍潛在國民黨的監獄裏坐過五年半牢，與國民黨進行過生死較量，對國民黨深惡痛絕，罵國民黨一句“他媽的”，正說明龍潛疾惡如仇，愛憎分明。原告還向筆者說起，1950年代，美蔣特務潛入大陸搞破壞的案例很多，電影《羊城暗哨》反映的就是當時的真實情況。原告認為把一個人的言行，脫離當時的具體環境，以40多年後今天人們的認識標準去評議，是有失公平的。
原告還認為，陸鍵東在書中引用的檔案材料，全部是40年前整風反右、大鳴、大放期間形成的，而“文革”後，中央有明文規定，這種運動中形成的材料不能作為真實的依據。
原告在谘詢了國家檔案局段、郭兩位司長後，得知，陸鍵東在書中大量引用檔案的做法，屬於擅自公布檔案，是違反《檔案法》的行為，而違法得來的材料在法庭上是站不住腳的。
1998年9月，原告不服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的判決，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理由有三：其一，被上訴人公布檔案是違法的，違法的書證是無效的；其二，原審法院事實上肯定了“大鳴、大放”這種已被否定的群眾運動形式；
其三，堅持該書對龍潛的名譽權構成了侵權。
檔案館方麵是這樣說的
在二審法院宣判之前，筆者通過電話與廣東的兩家檔案館取得了聯係。
中山大學檔案館的李少真副館長在電話裏接受了我的采訪，聽得出來，她的情緒有點激動。她告訴我，陸鍵東來館利用檔案是有合法手續的，他本人是黨員，他是接受廣州市委宣傳部關於“嶺南文化研究”的創作項目來利用檔案的，屬於工作查考性質。我們向他提供利用，也是完全按規定程序進行的，決不是非法利用。得知此事陷入了一場官司後，弄得他們非常緊張，龍潛女兒的律師幾次打來電話，口氣一次比一次不客氣。他們的老館長即將退休，身體也不太好，受此刺激，已發病在家休息，不能上班了。我趕忙告訴她，我已與原告有過接觸，龍的女兒已明確向我表示過，她們隻想為父親的名譽挽回損失，要告的是陸鍵東和三聯出版社，不會找檔案館的麻煩。聽到這句話，對方似乎平靜了下來。李副館長接著說，她們很擔心，出了這樣的事，以後還敢不敢提供利用了，會不會再惹上麻煩。本來檔案部門的人就很保守，整天立卷、整理，累得要命，又不讓用。她堅持認為，陸鍵東來利用檔案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