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威王治國特別注意賞罰。威王即位之初，雖然不理國事，把政事交給卿大夫辦理，但暗地裏派使臣深入鄉裏，實地觀察，微服私訪，獲取實情。在考查臣子的行為後，威王便進行了賞罰。威王召見即墨大夫時，對他說：“自從你治理即墨，毀謗你的言論每天都有。可是我派人到即墨視察，見到農田得到開發，百姓生活富足，官府沒有積壓公事，我國的東方因而得到安定。之所以有人誹謗你，是因為你從沒有逢迎過我左右的近臣啊！”於是，威王重賞了這個官員。在召見阿城大夫時，威王斥責說：“自從你治理阿城，讚揚你的話，我每天都能聽到。可是我派人到阿城視察，隻看到田野荒廢，百姓貧苦。那次趙國軍隊進攻鄄城，你卻沒能前去援救。而衛國軍隊前來奪取我國土地，你也是不聞不問。看來，那些在我麵前說你好話的人肯定是得到了你的好處！”當天，威王就處罰了阿城大夫，並把左右曾經吹捧過他的人也都給予了懲罰。當人們聽到這些事情以後，都大為震驚。從此以後，人人都不再以文過飾非為榮，而是努力地為國盡忠，在很長時間裏，齊國上下都能團結一心。
齊國在威王的治理下，得到了大治，先後打敗了魏國、趙國，迫使他們獻城講和，歸還齊國土地。從此以後，有二十多年各國諸侯不敢對齊國用兵。
從上麵的故事中，我們發現齊國能夠得到很好的治理，主要原因在於齊國出現了明君和賢臣。如果我們再仔細看一看這段曆史，我們還能發現一些時代的信息，即戰國時代官僚製度也發生了重大的演變。我們前麵講過，在西周時期，宗族和國家合一，宗族既是血緣單位，也是政治、經濟和軍事單位，在這個體製下，國家的官吏隻能世襲，國家的權力是按照宗族地位的高低來分配的。隨著春秋戰國時代的到來，社會政治體製和經濟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出現了“禮崩樂壞”和“諸侯坐大”的現象，宗族統治在各諸侯國內都逐漸地土崩瓦解。這個時候，社會生產力也逐步提高，個體經濟日益發展也脫離了宗族的束縛，諸如外交、財政、工商管理等新的問題不斷湧現，這就需要國家產生新的製度對其進行管理。就這樣，官僚製度應運而生，它的最大特點就是新型官僚與國君沒有任何血緣關係，而是憑借自己的才幹和能力進入統治階層，換取俸祿，合則留，不合則去，官職不是世襲製。所以說，戰國時代湧現出了許多能夠在多個諸侯國任職並能發揮巨大作用的人才。
這裏提到的鄒忌，他就是憑借才幹而登台拜相的。“相”是戰國時代各諸侯國中的百官之長，也稱為相國、丞相等，統領百官，總攬朝政，直接對國君負責。而這時的官僚製度中還有將軍一類的劃分，這說明戰國時代官員的類別已經有了文武之分。這一點與西周以來的政權體製也是不同的，那時的體製是文武、軍政合一的，周王室和諸侯國的卿大夫文武不分，既是行政官員，也可以領兵打仗。而到了戰國時代，各諸侯國競相變法，逐步確立了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官員也有了文武之分。這種分工，其實是君主分散大臣權力的一種方式，不僅起到了防止大臣獨攬軍政的作用，也能讓文武官員相互監督和製約，有利於國君的集權統治。
稷下學宮
戰國時代是個所謂“禮崩樂壞”的時代，周王朝原有的政治文化體係受到了打擊。與此同時，因為社會的急劇動蕩不安，不僅導致國家官學係統的衰廢，而且也使得官學中的文士們也都成為了“自由的知識人”。
在東方的齊國，為了招攬天下人才，探尋治國的理論，開設了一座“稷下學宮”。這座學宮位於齊國都今山東臨淄稷門外，大約創建於齊桓公田午（公元前374～前357）時期，並在齊宣王（公元前319～前301在位）時期達到鼎盛階段，至末代齊王建時衰弱，曆經一百四十餘年。據說，當年學宮繁盛時，流連於此的賢人、名士達“數百千人”，齊王允許他們在此“不治而議論”。當時各國著名的文學遊說之士多曾先後或長期在此著書講學，互相切磋駁難，掀起了當時思想界的一大波瀾，形成了空前繁榮的百家爭鳴局麵。其規模之大，人數之多，曆史之久，令後人驚歎。當時，雲集稷下的主要學者有孟子、荀子、慎到、環淵、鄒衍、田駢、彭蒙、淳於髡、接予、魯仲連、田巴、鄒奭等。這些學者在學術上各有所主，分屬各派，主要的有道、儒、法、名、兵、農、陰陽、縱橫諸家，互不統屬。他們也不威懾於權勢，自由地宣傳自己的學說和主張，百家立異，各持其說，爭辯求知，蔚為大觀。
稷下學宮的興起與齊國“養士、用士”製度有著緊密的關聯，本來齊國就富有收攬賢士的傳統。田齊奪取政權後，隨著國家政治經濟的迅速發展，擴大了禮賢的規模，專門設置了稷下學宮，廣招人才。曆代齊王雖有賢愚、不肖之別，但在尊賢禮士方麵卻做得頗為令人稱道。凡來稷下的學者，都要經過齊王召見，通過問答及對其學術水平、社會名望、帶徒多少、資曆深淺等個人條件的了解，授予他們不同的等級稱號，讓他們享受不同等級的待遇。據史書所載，淳於髡因有功於齊，被列為“上卿”；孟子被列為“客卿”；荀子則是“三為祭酒”、“最為老師”。到了齊宣王時，“鄒衍、淳於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