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國民黨頑固派繼在各地不斷製造反共的流血事件後，將其反共活動發展為大規模的軍事進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其進攻矛頭主要指向中共中央所在地——陝甘寧邊區，以及晉西、晉東南和冀南的八路軍與抗日決死隊。在“十二月事變”中，國民黨第2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下令圍攻晉西的八路軍和決死隊。與此同時，國民黨胡宗南部向陝甘寧邊區發動進攻，先後襲占了寧縣、鎮原等5座縣城。在晉東南和冀南地區，頑固派軍隊作為國民軍也先後發動了軍事進攻。對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進攻，各抗日根據地軍民在中共中央領導下，一方麵以有力的自衛反擊，擊退了頑軍的進攻；另一方麵主動與國民黨談判，達成休戰協議；而且高舉不定決心團結、反對分裂的旗幟，在政治上發動全國人民反對國民黨破壞統一戰線的行徑。至1940年3月，粉碎了國民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國民黨反共活動的在不斷升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麵臨著能不能堅持、怎樣堅持的嚴重問題。此時，中共中央審時度勢，分析抗戰大局情勢，進一步完善了旨在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係列方針、政策。中共中央認為，國民黨限共與摩擦的政策不會改變，但還沒有同共產黨立即分裂的意圖。因此，在擊退其反共高潮之後，仍然應該堅持國共合作。1940年間，毛澤東先後寫了《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論政策》等重要文件，係統地總結了抗戰以來黨在統一戰線工作、尤其是反摩擦鬥爭中積累的豐富經驗，全麵闡述了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政策和策略方針。
毛澤東強調：“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決不會變更的。”但是，由於國民黨采取了反共政策，因此，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根本指導原則必須是又聯合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兩者的辯證關係是，“鬥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鬥爭的目的。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
毛澤東在分析統一戰線內部各種勢力的政治態度之後，指出黨為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政策必須是：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發展進步勢力，是因為這個勢力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和支柱；爭取中間勢力，他們往往可以影響進步勢力同頑固勢力的鬥爭；孤立頑固勢力，是為了限製和縮小他們實施反動政策的範圍和能量也是原因之一。即便在對頑固勢力的鬥爭中，也必須按照“以鬥爭求團結”的策略原則，把握“有理、有利、有節”的分寸和尺度。所謂“有理”，即嚴守鬥爭的防禦性，決不無故進攻人家，也決不放棄自衛權利；所謂“有利”，即在控製鬥爭的局部性基礎上，鬥則必勝；所謂“有節”，即堅持鬥爭的暫時性，決不可無止境地鬥下去，必須適可而止。
中共中央的上述方針、政策和策略原則，正確地把握了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關係，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相忍為國，一切為了抗戰，一切為了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博大胸懷。
然而，正如中共中央所預料的那樣，國民黨是不會放棄其反共政策的。於1940年下半年，國民黨將反共重心轉向華中地區，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掀起。7月16日，國民黨方麵向中共提出所謂“中央提示案”，企圖壓縮八路軍、新四軍的編製，限製共產黨在敵後發展抗日力量。10月19日，又發出“皓電”，限令八路軍、新四軍於1個月內，全部開到黃河以北的冀察地區。與此同時，國民黨調整軍事部署，將包圍陝甘寧邊區的軍隊增加到40萬之眾；密令第3戰區部署圍殲皖南新四軍軍部及其所屬部隊；密令湯恩伯、李品仙等部配合魯蘇戰區韓德勤部，準備進攻華中的八路軍和新四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