狀元是蘇州的土特產
蘇州是自古以來有名的城市，古時稱為姑蘇。姑蘇城內特產眾多，最為著名的有碧螺春茶葉，陽澄湖大閘蟹，東山的枇杷，盛澤的絲綢，還有那決定的蘇州刺繡，美妙的檀香扇子等等。
而還有一樣最出名的土特產，那便要算是科舉大軍中的“頭魁”狀元了。狀元總是出自蘇州的這一現象，讓蘇州被人戲稱為狀元產地。蘇州狀元之多，冠絕中土。清人錢泳在《履園叢話》中對此事也略加提到過，他說：“清代鼎甲之盛，莫盛於蘇州一府，而狀元尤多於榜、探。”
順治朝有狀元孫承恩、徐元文，康熙朝有狀元繆彤、韓菼、彭定求、歸允肅、陸肯堂、汪繹、王世琛、徐陶璋、汪應銓，雍正朝有狀元彭啟豐，乾隆朝有狀元張書勳、陳初哲、錢棨、石韞玉、潘世恩，嘉慶朝有狀元吳廷琛、吳信中，道光朝有狀元吳鍾駿。
這二十名狀元都是出自蘇州，大清六朝，狀元人數也不多，但蘇州區區一府之地，居然出了這麼多狀元，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更為有趣的是在蘇州，狀元、榜眼、探花，有相當數量出自一門，一家人都能考中功名，這樣的事情在蘇州也是屢見不鮮。
蘇州的科舉事業如此發達，真可謂是天下第一，算得上是地緣文化的一大特色，為何蘇州這樣一個江南之地會盛產狀元，分析起來大概有兩個原因。
在古代那個“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科舉時代，不論是名門望族還是寒士之人都把讀書做官，考取功名看做了一生偉大的事業。在封建統治時期，分為了士、農、工、商四大階層，要想出人頭地，永葆富貴，福音常佑，就隻有參加科舉考試，走入仕途，才能最為捷徑的獲取財富地位。
明朝萬曆年間的王士性在《廣誌繹》對古時的人都去參加科舉考試的情況加以了分析：“縉紳家非奕世科第，富貴難相長守。”讀書、做官、發財這是一條龍的利益關聯，隻有讀書通過科考，才能長保富貴。那些名門望族更是希望能將富貴長久保存下去，所以他們把讀書做官，考取功名看做了家族發展的途徑。
讀書人都希望通過科舉這條道路躋身進入國家的權力中心，也就是朝堂，從而能實現地位名利的雙豐收。這是刺激讀書人的一個主要原因，作為經濟發展中心的江南，蘇州作為商業發達地區，自然有著許多的名門望族，他們為了家族利益，自然也鼓勵子孫發憤苦讀，成為科舉的頭魁，所以，蘇州科舉拔萃，狀元眾多，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蘇州盛產狀元的另一大原因在於蘇州的地緣文化優勢。蘇州位於江南地區的中心位置，有著優厚的傳統中原文化，更在明清時期形成了融會貫通，融合一體的文化，不但有著文化積澱深厚的底蘊，還有著新鮮文化的衝擊。在這樣一個地方，自然是學風濃鬱，好學成風，教育事業做的比較普遍。
在清代有一句俗語便道出了當時中國南北文化的差異：“北人做官娶小，南人做官刻稿。”由此可見江南讀書人的刻苦與勤奮，而蘇州更是如此，蘇州的文化世家遍於域中，這些文化世家通常都是科舉世家、官宦世家。
清朝同治時期的進士陳康祺在《郎潛紀聞》對清代狀元以及上榜人員做過統計，在他的統計中可以看出從順治三年到同治十三年共有狀元九十三人，其中以蘇州為主的江南一省即占了四十五人，其中翁同龢、翁曾源叔侄八年間兩奪大魁。
可見蘇州不但盛產狀元，而且科舉中提名的考生還是量多質佳，這些狀元再邁入仕途後不但迅速升遷，還集結了很大的權力羽翼，形成了龐大的集團勢力。在清朝時期，漢族的大學士人數就以江南人最為居多，其中大部分都是蘇州地區。
而狀元出身的高官又會去主持科考，對於蘇州出身的狀元來說，他們自然會偏愛同地區的考生，有著這樣的因素，蘇州想不盛產狀元都難。蘇州盛產狀元的奧妙或許也不止這兩點，但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探索才能下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