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宰相之傑”留下的爭論
我的長篇曆史小說《張居正》問世之後，張居正這個名字逐漸為世人熟悉。其實，這個名字在曆史學界從來都沒有被忽略過。褒獎他的人很多，反對他的人亦不在少數。自他死後四百餘年，對他是非功過的爭議，一直沒有停止。攻擊他的人，說他是“權臣”、“貪官”，讚揚他的人，稱他是“宰相之傑”。明代留下許多令人不明白的問題，這大約是最能刺激人心的一個了。作為《張居正》一書的作者，我無法回避上述論爭。在這裏，我想就權臣問題發表一點個人看法。
2、《明史》是康熙皇帝的曆史觀
所謂權臣，就是使用了不應該屬於自己的權力。的確，曆史學界一直說他是權臣。一些有影響的人物如錢穆等，寫過很厲害的抨擊文章。也有人寫文章反駁，如湖北浠水人徐複觀先生曾撰文嚴加批駁，批得最厲害的是黃岡的熊十力先生。兩人都是新儒學大師，道德學問都有很大影響。1950年，熊先生作《與友人論張江陵書》，對張居正的功績及為人作了全麵的肯定。但是如果我們讀官方修纂的明史，就會發現，對張居正的評價雖然是積極的，但還是批評他“威柄自操，幾於震主，卒至禍發身後”。《明史》是由康熙朝的桐城人張廷玉主編的。張廷玉在修《明史》時有一個前提，就是他必須要摸清康熙皇帝的曆史觀。康熙與萬曆有相似之處，也是少年登基，大臣輔政。輔助康熙的大臣叫鼇拜。這個鼇拜很跋扈，全然不把康熙這個少年天子放在眼裏，因此康熙受了很多屈辱。他八歲登基，十四歲親政後，便設計鏟除了鼇拜。張廷玉在修《明史》時，不能不顧忌康熙的這段經曆。因此將張居正與鼇拜同等對待，定位為權臣，加以貶低。由此可以推斷，我們今天讀到的《明史》是康熙的曆史觀，如果據此論述明代的人和事，就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康熙的思想、立場和史學觀。關於張居正，康熙曾說過一段話：“彼時主少國疑，使君不朝綱獨握，則道旁築室，誰秉其成？亦未可以攬權罪居正。”從這裏看，康熙對張居正還是肯定的。但張廷玉深諳帝王術，知道皇帝哪一句是場麵上的話，哪一句是心裏話。在他看來，康熙的這一段是場麵上的話。
3、中國文人的侍妾心態
張廷玉有此心態，並不難理解。在古代，中國的文人，要想發揮作用，隻能依附於皇權，培養自己的侍妾心態，妾的特點，不僅僅是小鳥依人，還要有以色侍人的上乘功夫。文人的才如女人的色，是可以出賣的。唐詩人朱慶餘寫給張籍的一首詩，專道這種侍妾心態：“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眉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邀寵於公婆與邀寵與皇帝，理出一轍。在漫長的封建專製時代，文人與女人的心態都不太健康。在這樣的一種人文環境中，張居正要想得到公正的評價，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從與張居正同時代的一些筆記文中，我們還是能夠看到對張居正的積極的肯定的評價，在這裏舉三個例子。
4、讚賞張居正的三個同時代文人
一個是我在書中寫到新科進士鄒元標，這位江西吉水人，在萬曆五年秋發生的張居正奪情事件中，還是個觀政刑部的新科進士。按明代朝廷規矩，凡在朝為官者，父母去世必須立即卸去官職，回家守孝三年，稱為丁憂。而張居正的父親過世，皇上慰留他繼續擔任首輔，此舉稱為奪情。張居正為天下計，為初見成效的“萬曆新政”考慮，亦同意皇上的安排，但反對新政的官員們借此大做文章，紛紛攻擊張居正奪情之舉是貪戀祿位，一時謗議洶洶。鄒無標對張居正奪情也十分憤怒。在已經有四個位官員為此被打斷了腿的情況下，還冒死上書攻擊張居正，認為他不回家奪情，是衣冠禽獸之舉。並進一步抨擊張居正推行的“萬曆新政”，他在疏中言道：“陛下以張居正有利於社稷耶？居正才雖可為，學術則偏；誌雖欲為，自用太甚。”這封奏疏出來後，張居正與萬曆皇帝都很憤怒。鄒無標因此受到嚴厲的懲處。廷杖八十之後，拖著一條被打斷的腿被流放貴州都勻衛。於此六年，潛心研究陽明心學，學問大進。後世把他作為東林黨的領袖。萬曆皇帝在將張居正籍沒抄家後，把反對張居正的官員都平反、升官。鄒元標因此回京，但他看不慣萬曆皇帝的不作為以及官場的腐敗，兩年後，他因再次上書指斥朝政，又被貶官外放。天啟年間，才重新起複。因為他威望高，在讀書人中享有很高地位。他第三次出仕便擔任左都禦史的要職，已成為朝廷的股肱大臣。他目睹吏治敗壞、國運衰頹。再回想萬曆新政時朝廷勃勃生機，便深切感到張居正是明朝難得的中興名臣。因此提出為張居正平反。他說了如下一段話：“江陵功在社稷，過在身家，國家之議，死而後已，謂之社稷之臣，奚愧焉？”他的意思就是：張居正有功於社稷。國家現在弄成這個樣子，就是因為把張居正的改革成果推翻了。現在應該為他平反，為有誌報國者樹立楷模。從這段話可以看出，鄒元標為自己年青時的孟浪感到慚愧。如果讓他自己選擇，他肯定不願意把那一篇抨擊張居正的疏文收錄進《明史》。天啟皇帝雖然昏庸，但還是采納了鄒元標的建議，部份恢複張居正的名譽。直到幾年後崇禎皇帝才給張居正徹底平反，此時鄒元標已經去世，沒幾年，明朝就滅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