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經濟實力有了很大的發展。而日本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在不斷開展擴充軍備運動，對周圍鄰國進行了一係列的侵略活動。炮轟江華島就是日本對朝鮮實行的侵略活動，這次事件以1875年日本艦艇“雲揚號”闖進朝鮮江華灣開始，到1876年2月日本迫使朝鮮簽訂《江華條約》結束，日本從此打開了朝鮮的國門。
“征韓論”的鵲起
從19世紀60年代起，日本國內掀起了改革的狂風浪潮，繼而政治、經濟、軍事都迅速增長，開始向西方發達國家的陣營靠近。而與此相對，此時的朝鮮卻麵臨著嚴重的民族危機。當時朝鮮還處於落後的封建社會製度下，其外交以及軍事完全依賴於已經自身難保的清政府。因其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重要戰略位置，英、法、俄、美、日等都在垂涎這塊戰略要地。從戰略形勢上看，日本處於最為有利的地理位置，因此日本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決心搶先侵占朝鮮。
1869年年初，日本派遣槌口鐵四郎為使節，前往朝鮮釜山，把日本維新的事實通知朝鮮，並要求建交。但在建交文書中，日本政府大量使用“皇”、“敕”字眼，引起了朝鮮人民的極大憤慨。另外，日本統治集團的“征韓論”，也早已引起朝鮮政府對日本的戒心。因此，當槌口鐵四郎前來遞交建交建議書的時候，朝鮮政府不但一口回絕了文書，而且不接待來使，這樣的行為無疑又再次激發了日本征朝的決心。
但是鑒於當時日本的軍事力量無法對抗清政府與朝鮮的軍事力量，加上日本的政權也處於建立鞏固階段，所以盡管日本外務省官員森山茂等多次建議征朝，以大久保等為首的內閣始終沒有作出明確的答複，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日本經濟與軍事儲備的發展上。
1873年，朝鮮內部發生政變，國王高宗的掌權為日本侵入朝鮮提供了一個有利時機。當時朝鮮的朝政由高宗的父親大院君執掌，他堅決執行“斥洋”和“斥倭”政策。1873年年底，崔益鉉向國王上疏，猛烈抨擊了大院君及其政策，從而引發了政變。國王高宗在閔妃的慫恿下，認為該上疏是“出於衷曲”、“極為嘉尚”，於是在1873年12月24日宣布國王親政，大院君被迫下台。從此，閔妃一派掌握實權。
閔妃一派掌權後一反大院君的政策，開始實行所謂的“開國政策”，向日本政府遞出了橄欖枝。日本政府對朝鮮的此種舉措當然十分高興，於是在1875年派遣森山茂再次向朝鮮政府呈遞文書。但是由於朝鮮內部政權的不穩固，在對日建交問題上，閔妃一派與大院君一派爭得不可開交，所以在對日問題上，閔妃一派作出了模棱兩可的答複。這次外交活動更使日本政府看清了朝鮮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與虛弱。
當時日本還通過台灣的琉球船民事件，摸清了當時中朝“宗屬”關係的底細。而且日本駐俄國公使本武揚也已經詳細地考察了英、俄在巴爾幹的矛盾以及俄國在巴爾幹的政策，遂向政府提出了全力出兵朝鮮的建議，以確保向大陸擴張的“戰略要點”。本武揚的這個建議深刻影響了日本外交的指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