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賈是位儒生，經常在漢高祖劉邦麵前引用《詩經》、《書經》中的話，劉邦十分討厭，有一次竟破口大罵：“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你老子是騎在馬上奪取的天下，要靠《詩經》、《書經》幹嗎？）陸賈反問道：“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在馬上得到的天下，難道可以在馬上治理嗎？）
生在亂世的知識分子是不幸的，他們不可能有良好的治學條件，不可能安心地從事學術活動。但也是幸運的，因為在改朝換代、革故鼎新之際，知識分子獲得了施展才能、實現抱負的機會，比在太平盛世碌碌無為，終老於書齋中要強得多。
秦始皇焚書坑儒，雖然並沒有殺掉所有的儒生，也沒有能燒掉所有的書籍，但對儒生和儒家經典無疑是一場空前浩劫。幸存的儒生或逆來順受，甘當順民；或避居山野，遠走他鄉。有的人守護著藏匿的書籍，有的人背熟了經典從事口頭傳播，也有的人投身反秦活動。
陳勝、吳廣起義爆發後，群雄並起，儒生們也紛紛響應，連孔子的後代孔鮒也背著祖傳的禮器投奔陳勝，被封為博士，不久隨陳勝而死。但當時各路反秦首領和諸侯最關心的是如何打敗秦軍和擴大自己的勢力，對純粹的儒生並無多大興趣。孔鮒即使不死，也起不了什麼作用，更不用說其他毫無知名度的儒生。
當時最需要的人才是武將，驍勇善戰、能指揮軍隊的將才如魚得水，平步青雲。如韓信由小軍官提拔為統帥，三年內就成為大國諸侯。英（黥）布出身群盜，以軍功被項羽封為九江王，是楚漢之爭中舉足輕重的人物，降漢後被封為淮南王。劉邦部下中得到重用，以後被封為秦始皇像王、侯、大臣的人中不少是群盜、小販、農夫出身，他們的發跡靠的就是衝鋒陷陣、攻城略地的軍功。好在當時的知識分子還沒有像後世那麼的純，依然有“六藝”本色，文武兼資，這類人完全可以優先發揮武的功能，或者以武為主，也不愁沒有出路。
知識分子中最吃香的是謀士。他們了解形勢，諳熟韜略，能為主子出謀劃策，有的還能調度和指揮軍隊。像張良能“運籌帷幄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是他們中的傑出代表。又如陳平，原來是個“好讀書”的知識分子，但投奔劉邦後主要是起參謀作用，曾經“六出奇計”。項羽的謀士範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也是這類人物。
另一類是辯士。他們繼承春秋戰國以來辯士說客縱橫睥睨、翻雲覆雨的傳統，或充當使者，或擔任說客，在劉、項和各諸侯間大顯身手。
再一類是行政管理人才。劉邦、項羽與各諸侯國都需要這類知識分子，在秦朝覆滅，各諸侯國處於草創，又互相對抗的情況下，這類人物不可或缺。他們能維持日常行政機構，安定後方，征調戍卒，籌集、輸送糧食和物資。劉邦手下要是沒有蕭何這樣的角色，他是不可能取得最後勝利的。但這類人中的絕大部分是默默無聞的，他們既不上前線，又沒有轟轟烈烈的事跡，史籍上連名字也沒有留下。
在當時的條件下，純粹的儒生的確派不上什麼用場，如果不想改行，就得老老實實守住自己的學術傳統，為保存文化盡力。這樣的知識分子也能實現自身的價值，如魯（今山東曲阜市）的諸生，他們即使在劉邦軍隊的包圍之下，照樣“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所以魯地的儒家文化傳統始終沒有喪失。又如濟南人伏生，曾經擔任秦朝的博士，《書經》被禁毀後，他將書藏在牆壁中，戰亂中外逃，回家後發現藏著的書缺少了幾十篇，但還剩下29篇，他就在齊、魯一帶傳授。漢文帝時征召懂《尚書》的人，伏生已九十多歲了，無法再進京，就讓晁錯去他家學習。儒家文化和《尚書》能夠流傳下來，離不開魯諸生和伏生的努力。盡管他們在楚漢之爭中沒有為哪一方麵建功立業，但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是永存的。像孔鮒那樣，明知自己既無勇力，又無奇計，既當不了說客，又管不了行政，卻要背上禮器投奔陳勝，實在是走錯了門路。
漢高祖劉邦從小沒有讀過《詩經》、《書經》一類儒家經典，隻是上過識字班。家庭出身和當小亭長的經曆使他沒有機會結識大知識分子，他的密友蕭何是沛縣“主吏”，大約相當於現在縣政府的秘書長；曹參是縣獄掾，相當於縣警察局長；樊噲則是賣狗肉的小販。蕭何、曹參在縣裏雖然稱得上“豪吏”，有不小的權勢，但他們熟悉的是吏治法規，應對上司，而不是詩書禮儀。所以劉邦養成了輕視儒生的習慣，在他起兵以後更討厭投奔他的儒生，認為他們隻會添麻煩，一概不予理睬。對那些死皮賴臉求見的儒生，劉邦幹脆當眾摘下他的儒生帽子，當成尿壺解小便。誰向他介紹儒生，就會招來一頓臭罵。正因為如此，投奔他的儒生不得不作一番包裝，將自己的信仰、主張以至服裝掩蓋起來，以避免劉邦的惡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