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注重曆史的民族。在漫長的曆史歲月中留下了值得珍視的豐富的史學遺產。站在史學研究的立場來認真清理和批判繼承這筆遺產，有兩條相互聯係但側重點不同的思路。一條是史學史的思路。主要從史學實踐即曆史編纂的領域來總結和辨析曆代史家所寫的各種體裁史書的編纂體例和方法、內容特色和史料價值以及得失影響等。另一條是史學批評史的思路。主要從史學理論的角度來概括和批評曆代史論家、史評家所寫的史學論著中的曆史觀念和史學思想、理論價值和批評方法以及對具體的史學實踐的批評及影響等。國內史學界沿著前一條思路已取得可觀的成果。20世紀以來特別是近十餘年來，海峽兩岸都出版了好多種各有千秋的“史學史”著作。比較而言，沿著後一條思路所作的史學理論研究工作卻相對薄弱些，迄今尚無有分量的“史學批評史”著作。過去一般的做法是將後一思路所涉及的內容部分地納入“史學史”，但這種納入不僅局限性很大，而且不可能展示中國史學批評史的全貌。隨著學術研究的不斷深化，我個人認為這兩條思路的研究工作可以適當加以區別地進行。正如“文學史”之外又有“文學批評史”一樣，“史學史”之外也應有“史學批評史”。所以，我一直抱有建立或撰寫“申國史學批評史”的企圖和構想。要實現這一工作量很大的規劃，必須以史學批評史上一係列專題研究為基礎。當然，首先得從古代史學批評名著人手。
在中國卷帙浩繁的史書中，史學批評論著大都以零散的狀態有待我們深入爬梳和整理，雖然其中蘊藏著大量的真知灼見和精彩的史學思想。中國古代真正具有批判精神的成體係的史學理論著作屈指可數。被人們所公認的經典性的史學批評論著隻有三部：唐入劉知幾的《史通》、宋人鄭樵的《通誌·總序》以及清人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在這三部書中，我認為批判性和係統性最強的是《史通》。劉知幾和他的《史通》在中國史學批評史上起著承前啟後、異峰突起的重要作用。即使放在同時期世界史學發展史的背景下，劉知幾及其《史通》也是光彩奪目的。我想，抓住了劉知幾和《史通》也就抓住了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的關鍵環節，通過劉知幾和《史通》的研究進而展開史學批評史的研究，以致最終能寫成一部“中國史學批評史”。這就是我當初選擇劉知幾及其《史通》研究作為自己博士論文題目的一個指導思想和寫作緣起。
五年過去了，其間世道人事發生了多少令人感歎不已的變化。現在，這本書仍舊保持以前的基本麵貌，隻在文字上作了有限的修訂。盡管學界對《史通》的研究有了一些新的進展，我自己對書中個別問題的思考也有了一些新的看法，但我還是願意用此書原來模樣來保留或顯示讀博士時的實際學術水平，以曆史的態度對待自己。
本書現在能夠在台灣出版，我感到非常高興。我懇請台灣的學術界和讀書界的同仁們，對書中所提出的一些不太成熟的新想法以及觀點和材料上的不當之處批評指正。我也希望有興趣的學者和讀者參與和推動史學批評史的研究工作。
在這裏，請允許我再一次對精心指導過本書寫作的我的老師張舜徽先生、李國祥先生以及程千帆先生表示誠摯的謝意。對所有關心過本書的寫作和出版的師友表示感謝。我特別要感謝文津出版社的總編邱鎮京先生促成本書在台灣的出版。
本書作為博士論文寫好後，曾先經過武漢大學、湖北大學、中南民族學院以及華中師範大學等高校十幾位有關專家學者的初審，這些專家學者對我的論文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見，我在此對他們一並表示感謝。1986年春天舉行正式論文答辯會。其間何茲全先生、張振佩先生、朱祖延先生都對我的論文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我請這幾位德高望重、有長者之風的老先生接受我衷心的謝意。令我非常遺憾的是，對《史通》研究有素的張振佩先生不幸於1988年10月逝世。我願借此機會再次表達我的深切懷念之情。
回想當初寫作本書的情景可謂不乏艱辛。在一座美其名日“幸福樓”的一間潮濕昏暗的鬥室中，宛如“火爐”的酷夏，穿上深筒膠鞋以防避討厭的蚊蟲叮咬，奮筆疾書，揮汗如雨。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激勵著我呢？是對古人的敬意。劉知幾曾極其沉痛地擔憂《史通》不被人理解，難以傳世，他不能不“撫卷漣湎，淚盡而繼之以血”。正是這種以自己生命為代價的嚴肅而崇高的寫作態度，保證了《史通》的不朽。我們對古人保持敬意，也正是為了對自己的言詞和寫作負責。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