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於永樂二十二年（1424）七月病死後，皇太子朱高熾即位，改元洪熙，是為仁宗。仁宗隻做了10個月的皇帝就病死了，他在位時間雖短，但在永樂時代，成祖多次巡幸北京和親征漠北，他以太子的身份長年在南京監國，主持朝政，因此，他在明史上還是有影響的。仁宗死後，朱瞻基繼位，改元宣德，是為宣宗。仁、宣統治期間，是明王朝的鼎盛時期。在朱元璋創業的基礎上，從政治到經濟等各方麵來求得社會的安定與統治的穩固。在皇室內部雖然爆發了爭奪皇位的“高煦之叛”，但很快被平息。政治清明、周邊形勢安寧、內閣製度確立、百姓得到休養生息。史學家因此稱這一時期為“仁宣之治”。穀應泰說：“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①
仁、宣時期，明朝的內閣製度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閣權已重於六部之權。史載：“仁宗而後，諸大學士曆晉尚書、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綸言批答，裁決機宜，悉由票擬。閣權之重，偃然漢唐宰輔，特不居丞相名耳。”②又稱：“迨仁、宣朝，大學士以太子經師恩，累加至三孤（少師、少傅、少保），望益尊。而宣宗內柄無大小，悉下大學士楊士奇等參可否，雖吏部蹇義、戶部夏原吉時召見，得預各部事，然希闊不敵士奇等親。自是內閣權日重，即有一二吏兵之長，與執持是非，輒以敗。”③仁、宣時期閣權之重，可見一斑。它之所以如此，與當時的閣臣“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的特殊身份有關。他們都是仁宗居東宮時的舊臣，在朱棣在位時，為維護朱高熾皇太子的地位不被成祖子朱高煦所奪，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他們在內閣任職時間都很長。“楊士奇在內閣四十三年，雖其始不過為學士，然已預機務，後加至公孤，始終在樞地，不出內閣一步，古來所未有也。同時值內閣者，金幼孜三十年，楊榮三十七年，楊溥二十二年”④。在朝臣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仁、宣兩朝均能重用大臣，采取與民休息的政策。他們所依靠的大臣主要是“蹇夏”（蹇義和夏原吉），他們掌握著六部中兩個最主要的部門——吏部、戶部。還有“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掌閣務。在他們的盡心輔佐下，政治比較穩定。在重用這批大臣的同時，對不稱職的大臣則予以黜退，即使原來和皇帝關係比較密切的也不遷就。對宦官的控製也比較嚴厲。仁宗即位後就下令：“中官在外采辦者悉召還，並罷所市物。”⑤宣宗於宣德元年（1426）七月，“諭六科給事中，凡中官傳旨，必複奏始行”⑥。宣德六年（1431），宦官袁琦“自幼侍上，恃恩縱肆，擅遣內官內侍，以采辦為名，虐取官民財物”；又有中官“裴可烈在蘇鬆諸郡，貪暴尤甚”；“中官唐愛，以公差南京，縱瓷貪酷”⑦，俱被捕殺。
永樂一朝，經常戰爭，工役頻舉，支出浩繁。雖然當時的經濟繁榮，國庫殷實，但在這二十年左右的時間裏，耗費的物力畢竟是太多了。仁宗即位後，注意到百姓的負擔，實行了與民休息的政策。他一即位就下令停止為宮中采辦寶石、金珠、馬匹以及燒鑄進供等等。凡是地方受災，他都下令減免田賦，發放官糧賑災。為了保證百姓的休養生息，仁宗還派遣監察禦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他對貪官汙吏深惡痛絕，經常對司法機關的官員說，國家要恤民，一定要從清除贓吏做起。宣宗即位後，繼續執行仁宗的與民休息的政策，他對民間疾苦有一定的了解。在一次外出返京的路上，他看到幾個農民在田裏耕作，便帶著幾個官員前去詢問稼穡之事，並接過農民手中的犁把推了三下，說：“朕隻推三下，就已覺得累了，更別說常年在幹這種活了。人們常說，勞苦者莫如農家，確是如此。”他曾經寫《織婦詞》賜給朝臣，並叫人畫成圖張掛宮中，要人們記住百姓的艱辛。正因如此，所以才能注意到百姓的休養生息。宣宗反對那種向百姓強征暴斂以供帝王享受和充實國庫的做法。對災荒地區，宣宗也實行減免田賦，開倉賑災。宣德七年（1432）四月，“以山西旱，蠲逋賦二百四十萬石有奇”。同年十二月“減蘇州官田租七十二萬餘石”⑧。河南有一個知縣，沒經過請示就發放驛糧千石賑災，宣宗沒有責備他，反而表揚他不拘手續，並且說“如果要依照手續層層申報，那老百姓早就該餓死了。他總結出一條曆史經驗：國家之盛，本於休養生息；而衰弱，必由於土木兵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