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是唐帝國的兩都之一。武則天執政時期，洛陽取代長安的政治地位，成為名副其實的都城。作為一位獨特魅力的政治家，武則天這樣做有她的道理嗎？難道洛陽的政治、經濟、軍事地位發生了變化？我們且聽曆史學家的回答。
唐朝都城在長安，長安從唐高祖起一直是第一政治中心。此外，唐朝還有一個陪都，那就是東都洛陽。從唐高祖至高宗，主要政府機構和辦公地點均在長安。武則天登上帝位之後，除了長安元年（701）十月到三年十月這段時間住在長安以外，其餘時間一直住到洛陽去了。
兩《唐書》記載，武則天於684年九月改嗣聖元年為光宅元年，並且“改東都為神都，宮名太初”。改東都為神都，看來是想抬高洛陽的地位；而“太初”則意味著一切從新開始。與此同時，武則天又在洛陽立武氏七廟。688年二月還在洛陽建立了明堂。七廟是古代帝王權力的象征，明堂是帝王舉行祭祀、朝會、慶祝各種大典的場所。武則天把七廟和明堂建在洛陽，無疑是想要以洛陽代替長安了。此外，691年七月，也就是武則天登上皇位還不到一年的時候，就把關內十萬戶居民遷到洛陽，至此，武則天要以洛陽為全國新的政治中心的用意已顯露無遺了。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她長住洛陽，並以洛陽代替長安呢？
來自於傳統史書的記錄一般來說是比較原始可信的，關於這件事卻有著一種獨特的說法。《資治通鑒》和兩《唐書》等史書上都記載，武則天曾與王皇後和蕭淑妃爭寵，王、蕭失勢被囚，高宗惻然傷之，對二人表示即將重新處置。武則天知道後，令人杖二人各一百，截去手足，投於酒甕之中，還罵道：“令此二嫗骨碎。”二人數日後死去。此後，武則天便經常在夢中見到她們“被發瀝血如死時狀”。為了擺脫噩夢的困擾，她先是移居蓬萊宮，但眼睛前麵還是經常出現兩人身影，不得已，就直接遷居到洛陽。這種說法自司馬光開始已流傳了很久，但是它看似順理成章，卻有許多漏洞，引起了不少懷疑。
首先，武則天常住洛陽並把洛陽作為政治中心，是高宗死後的事，距離王、蕭二人之死有二十多年了，把二者聯係起來成為因果關係，不免有些牽強。其次，就武則天一貫的行為和性格來看，她不像是那種懼怕厲鬼報複的人。移居洛陽之後，她也沒有少殺人，有學者甚至認為她殺人殺得“手滑”。因此，史書的說法難以成立。
另一種說法認為，武則天之所以長期住在洛陽，“無非為其曾在長安出家，避洛陽可以縱情荒淫享樂起見”。這種說法也有待商榷。因為武則天先後任皇後、皇太後和皇帝，她的一舉一動均受人矚目。她要享樂也好，要掩蓋曾在長安出家為尼也好，簡單地靠遷居洛陽的方式並不能掩蓋過去。更何況徐敬業起兵時，駱賓王起草的檄文中就有“洎乎晚節，穢亂春宮”的詞句，可見她的過去早已為天下人所共知，再怎麼遷都也於事無補。至於她要享樂，就更不用避人耳目了。且不說薛懷義、張易之、張昌宗為其麵首一事是否屬實，光看武氏的作風，她在平定叛亂和治理朝政上，手段之強硬與任何一位男性帝王相比，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如果她要貪圖享樂，還會懼怕輿論的製約嗎？
有人認為武則天長住洛陽主要是經濟上的原因。早在隋煬帝時，留在東都的時間比長安為多。入唐後，唐太宗曾三幸洛陽。其時關中屢遇天災，農產品供應不足，所以帝王往往移居洛陽，等到關中農產豐收，然後再回到長安。唐高宗曾七次到洛陽去，也主要是這個原因。至武則天，幹脆就長住洛陽了。長安的運輸遠不及洛陽來得方便，而洛陽地處南北運河的中點，交通漕運便利，因此洛陽得到武則天的看重固然不排除有政治及帝王私欲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因其經濟地位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