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二十五年，嘉慶皇帝壯年突然猝死，由此，關於道光繼位的問題，官方的清實錄與非官方史料記載存在著很大差異，有嘉慶帝死前就已宣示傳位詔的說法，有太後懿旨傳位的說法。總之，真相頗不明朗。
關於道光繼位的問題，官方的清實錄與非官方史料記載存在著很大差異，真相頗不明朗。
據清實錄所載，嘉慶二十五年（1820）七月二十四日，“上至熱河，聖躬不豫。詔城隍廟拈香。”二十五日白天，“上不豫。皇次子智親王旻寧、皇四子端親王綿忻，朝夕待側。上仍治事如常。”但到了傍晚時分，突然“上疾大漸”，以至於“戌刻，上崩於避暑山莊行殿寢宮”。在嘉慶帝“如常”、“大漸”和“山崩”之間，《清仁宗實錄》與《清宣宗實錄》都記載道：“召禦前大臣賽尚阿……宣示禦書嘉慶四年四月初十卯時立皇太子旻寧。”
然而《清宣宗實錄》所不同於《清仁宗實錄》的是它多出了一條記載，即七月二十九新君旻寧收到了孝和皇太後從北京寄來的一道懿旨：“我大行皇帝……今升遐，嗣位尤為重大，皇次子智親王仁孝聰睿……但倉促之間，大行皇帝未及明諭。為此特降懿旨，傳諭留京王大臣馳寄皇次子，即正尊位，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靈，以順天下臣民之望。”這樣，便產生了一個疑問，既然嘉慶帝死前就已當眾宣布傳位遺詔，而且實錄中有二十六日“軍機大臣等傳知在京王公百官”等語，太後又為何史無前例的以懿旨的形式命嗣君繼位？《清仁宗實錄》與《清宣宗實錄》的矛盾與出入，令人起疑。
嘉慶從“不豫”到駕崩，僅有48小時；而其從“大漸”到駕崩，僅在三四個小時之內。這一點無論是實錄，還是包氏碑文及《清史稿·禧恩傳》所說的“變出倉促”、“事出倉促”，都毫無置疑地證明了嘉慶帝是猝然而亡。故傳聞中有關他被雷電劈死之說，雖無從證實，似乎也印證了突發性這一特點。與嘉慶帝一生的身體“素健”相比，他的死實在來得過於突然，實在是出乎包括他本人在內的所有人的意料，以至於死後梓宮還尚“無合製良材”。可見，嘉慶帝並未想過身後事，而突然的暴逝也沒有給予他從容述寫遺詔的時間，這一點道光帝本人也承認所謂“遺詔”為樞臣代擬，而且從包氏碑文及《清史稿·禧恩傳》的相互佐證來看，嘉慶帝甚至連傳位密詔所放何處都未及交待。
與嘉慶帝以前的諸帝相比，順治帝是在他死前已將部分遺詔內容過目，康熙帝和雍正帝的遺詔是在辭世5年前就已擬好基本內容，而乾隆帝更有訓政3年的時間來從容考慮他的遺詔，及至嘉慶帝遺詔，純屬軍機大臣代筆，這一點實錄亦毫不諱言，從而也給道光初年留下了所謂“遺詔風波”。關於秘密立儲的傳位詔，雍正帝在創立此製度後，將密詔一式兩份，一份暗存自己身邊，一份明存大內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後。他死後，兩份密詔先後找到啟封。嘉慶帝本人得以繼統的傳位詔是由眾臣恭取於正大光明匾後，由乾隆帝親自主持宣示的。嘉慶帝親政後，於嘉慶四年（1799）四月初十日密寫傳位詔書，立皇二子旻寧為皇太子，但這份密詔似乎從未置於正大光明匾後，而是20餘年隨身攜帶。嘉慶帝本人對傳位詔的置所守口如瓶，但他所沒有想到的是會來不及交待而猝然辭世。
正因為先帝沒有交待後事，特別是傳位詔書放在何處，影響了新君的迅速入統，造成了皇位的一時真空，所以“從官多失措”。軍機大臣托津、戴均元“督內臣揀禦筐十數事”，仍無所收獲。時間很快進入了七月二十六日。親貴重臣一方麵派人馳報京師，一方麵召開緊急會議商量舉措。《清宣宗實錄》上記載有：二十六日“命內務府大臣和世泰帶領首領太監人等馳驛前赴圓明園”。及“是日，軍機大臣等傳知在京王公百官”。這一則是宣示先帝猝崩的噩耗，一則也是告知承德尚未找到繼位詔的情況，要求在大內及圓明園裏找尋傳位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