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爆發後，玄宗想傳位給李亨，楊國忠聽聞此事後大驚。如果李亨即位，就意味著楊氏家族的敗落，楊國忠也會性命不保。於是他趕緊通過楊貴妃“銜土請命”，終於使玄宗打消了這個念頭。這必然引起太子憤怒，隻有鏟除楊國忠，李亨才能盡快即位稱帝。潼關失守後，楊國忠建議玄宗移駕蜀地。蜀是楊國忠的勢力範圍，是他的發跡之處。如果李亨隨之入蜀，不要說即位無望，就是性命也難保。在這種情況下，李亨怎麼肯深入虎穴？因此，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李亨隻有除掉楊國忠。可見，李亨與楊國忠的矛盾一直十分突出尖銳，他比高力士更有理由欲置楊國忠於死地，他成為兵變主謀的可能性大大超過高力士。
其次，從控製禁軍的能力來看，李亨也比高力士更具備這個條件。眾所周知，在玄宗即位前朝廷便有規定，親王、駙馬不能掌管禁軍。這條禁令在玄宗時期一直堅持實行並沒有解除。但是，在玄宗倉皇出逃蜀地的時候，他卻給了李亨的兩個兒子建寧王、廣平王指揮調動禁軍的權力。由此可見，李亨完全有條件通過兩個兒子調動部分禁軍來發動兵變。因而，李亨成為兵變主謀的可能性遠遠超過高力士。
除以上兩個條件，我們還可以從兵變以後的受益情況來比較。馬嵬兵變是一次成功的政變，兵變後的最大受益者一定就是幕後主謀者。在兵變之後，高力士仍隨唐玄宗到了蜀地，不僅沒有獲得任何實際的政治利益，反而處境艱難。而李亨自兵變後分兵北上，徹底擺脫了其父的控製，在靈武自立稱帝。顯然，他是馬嵬兵變最大的獲益者，兵變的幕後主使，自然非他莫屬。
也有人讚同李亨是事件的主謀者，但對禁軍將領陳玄禮的看法有所不同。一些人認為陳玄禮不是李亨的私黨，而是玄宗的心腹侍從，很可能當時隻是一個被迫的支持者。有人更進一步認為事變中玄宗幸免於難，主要是得益於陳玄禮的忠心護主。也有人認為陳玄禮是聽命於李亨的。
一種觀點認為，兵變的主謀是李亨身邊的宦官李輔國。香港學者章群認為馬嵬驛事變，實際是太子宦侍與河西將士共成之，其主要人物，則為李輔國與王思禮，但通過陳玄禮之手來完成的。由於王思禮為王忠嗣的部將，因而一直想除掉楊國忠。陳玄禮是獲得了太子許可後行事的。他的結論是：“觀乎李輔國日後之跋扈，必有所恃，是雖告於太子，而輔國為謀主，但無思禮河西之兵，陳玄禮未必為同。”從這種觀點推論，內地有學者認為事變是太子和李輔國共同策劃和發動的。
不過也有很多人對李輔國的作用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們認為參與兵變的除李亨外，還有建寧王倓、廣平王俶、張良娣等，李輔國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不能誇大。
也有人指出，馬嵬驛事變中夾雜著太子李亨與宰相楊國忠之間的尖銳矛盾，而且這一矛盾由來已久。太子是支持了陳玄禮發動兵變，也為自己消滅了最大的政敵，達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但太子不是那股政治潮流的後台或支柱，參與謀劃和主謀是完全不一樣的。在兵變的前後過程中，也看不出陳玄禮與太子之間有什麼特殊的關係，絲毫不見太子具備控製與指使禁軍的條件。事後陳玄禮也沒有跟隨李亨到靈武，卻一直緊跟著唐玄宗。高力士是馬嵬驛事變的支持者，他的確與楊國忠之間存在著矛盾，其性質是屬於內廷宦官和外朝宰相的矛盾，但高力士是否讓陳玄禮對楊國忠下手，單憑推論是不夠的，很難令人信服。高力士確實具備控製與指揮禁軍的條件，但沒有史料可以證明高力士在暗中策動與指使陳玄禮搞兵變。
其實大可不必去尋找兵變的後台主謀。以六軍將士為主體而發動的兵變，實質上是各種勢力反對楊國忠的一場群眾性運動，並不是個別人能夠煽動起來的。陳玄禮曾經慷慨陳詞：“今天下崩離，皇帝出逃，國家蒙難，人民死亡，這一切難道不是楊國忠專權所造成的嗎！若不誅之以謝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憤！”這種呼聲，喊出了廣大軍士們的真誠願望。兵變一結束，陳玄禮就向玄宗謝罪，說楊國忠“撓敗國經，構興禍亂，使黎元塗炭，乘輿播越，此而不誅，患難未已”。因此禁軍發動兵變是為“社稷大計，請矯製之罪”。杜甫稱讚事變中的陳玄禮說：“桓桓陳將軍，仗铖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他讚美陳將軍在兵變中的忠烈舉動，肯定了事變的救亡性質與重大意義。如果他真是權力鬥爭中的工具，隻是聽命於後台人物的指使，杜甫說這話就實在是太迂了。
盡管兵變隻有半天，很快以大家山呼“萬歲”就結束了，但這件事本身的影響很大，它標誌著唐玄宗統治時代的結束，唐肅宗新時代的開始。兵變的確至今仍是一個大謎，令人猜想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