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亨頤：自有家釀，不食沽酒 四．人格教育和與時俱進
四項改革，其實是有一個核心的，這個核心就是經亨頤先生強調的人格教育，這就是跟與時俱進精神相符相成的。經先生在1915年是如此定義人格教育的：“人格教育以狹義言之，即德育、知育”。德育，我們今天都知道是怎麼回事，而在人格教育中還包含了知育，即我們今天所講的智育，這種觀點還是很先進的。因為教育還有其他方麵的“育”，我們往往容易把並列共存的東西給人為地對立起來，比如說重德育了，好像就輕智育了，講素質教育了，似乎是可以輕應試教育了。不過當下的情況往往是掛羊頭賣狗肉，以為師生隻為應試教育累死累活，現在素質教育一來，那就累得完全趴下了，由此我們要問，這樣的素質和應試真的是我們這個民族所需要的嗎？
經亨頤先生在《全國師範校長會議答複教育部谘詢第一案》中指出——人格不僅在一已，生活不僅言日用。多數之人格，即所以構成社會生活，廣義之生活，即所以陶冶國民人格。是故，人格存在於社會生活之中，生活包含於國民人格之內。此人格、生活之不可陷於狹義，亦人格教育、生活教育之所以不可偏倚也。吾國民有自私自利、浮偽虛榮之通病，人格之日益墮落，生活之日益困難，無可諱言。審此原因得二要領：
（甲）以人格教育維持生活，其主要之點
一，公共心
二，責任心
（乙）以生活維持人格，其主要之點
一、勤勞
二、儉樸
我之所以要抄錄這一段文字，是可以看出經先生的人格教育思想的端倪。此文是教育部谘詢第一件“國民人格教育與生活教育最為重要，師範教育即所以陶鑄國民，宜以此二者為中心，不得有所偏倚，欲實達此旨，應行若何方法？”的答複，當時由經先生起草而在全國師範校長會議上通過的。經先生在答複文中謹擬了四條辦法：
一是以“誠“字為全國師範學校校訓之中心。
二是考查學生成績宜注意操行考查，操行成績宜注意自動能力。
三是慎選師範校長。
四是教員宜專任。
由此看出，早在1915年，經先生就提出了教員專任的想法，而且將之與人格教育聯係起來。因此這樣的人格教育就不是空洞的說教，而是落到實處的行動。同時由經校長起草這一份文件，也可看出經先生在中國教育界的的地位和影響。當然也有人把經先生提出的人格教育跟黃炎培先生提出的職業教育對立起來考量，經先生對此也專門作過論述，他以為這不是對立，他強調人格教育是基礎，是教育之本。
另外要注意的是，人格教育的理論其實也是舶來品，中國的近期教育，有舶日本的，也有舶歐洲如德國的，當然也有舶杜威等美國的，而人格教育則是興起於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一種教育理論，“主張以教師或教育者的人格為教育的主要手段，達到養成學生人格的目的，並強調培養學生人格應是教育過程的中心。”（見董鬱奎的《經亨頤傳》）這便對教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就今天所講的不僅要教書而且還要育人，而且是以通過教書來達到育人之目的。
照教育家張彬的觀點，人格教育的提出完全是針對當時的社會現實的。張教授說——人格教育是當時德國教育界流行的一種思潮，此說注重人的精神生活與理性活動，力圖矯正由物質文明而引起的現代教育之流弊，主張教育以養成人格為目的，教授當注意感情陶冶和意誌培養，訓練則以兒童為中心。（經亨頤教育論著選/張彬編/人民教育出版社）
經亨頤校長的四大改革措施，現在看來似乎稀鬆平常，然而在當年的浙江教育界可謂是驚天地泣鬼神了，但即使是這樣，如果沒有發生《非孝》事件，或者說不是以《非孝》事件作為導火索的話，經亨頤可能還穩穩地坐著校長的位子的，官府拿他也是沒什麼辦法的，因為第一他本來就是官府任命的，第二他有極高的威望，不隻是一校之長，而是社會名流，你要敢動一個社會名流，那就得考慮社會影響。
當然，《非孝》的橫空出世，完全有賴於整個一師的那種開放自由的思想氛圍，這應該也是自有家釀的一種，雖然已經超出了經校長的底線，因為經校長是不會讓施存統去寫此種文章，也不會讓學生們去毆打那些要求加薪的省議員們，但是五四之後的社會是必然是要發生那些事件的。這也正如喝了經先生的家釀之後，酒性是慢慢在體內發作的，甚至是不知不覺發作的，這一點估計連經校長也是始料未及的。而且學生們又是不滿足那麼一點自釀，他們必然又是要去沽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