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2月6日——晴。今日省垣中等各校長，新年雅集於西泠印社。須各帶交換品一件……宴畢，即由印社小徑至孤山，有葉反聲在林社宴客，熟人頗多，又飲數觥。未幾，即與葉君等同歸舟，領略吳儀臣暨何某合奏琵琶，頗佳。由西泠印橋繞平湖秋月，天色湖光，暗淡欲雪。四時返寓，微放雨點。
1918年3月17日——順至孤山探梅，惜已凋落，惟猶有酸香耳。五時歸，即晚，薑敬廬、林同莊、離成九三處招宴。如此酬應，誠吾國虛耗精神與金錢之大弊也！
玩中有興致，玩中有自省，這便是經亨頤。關於孤山之記載，不下十次，這裏除了西泠印社的因素之外，可見經先生在西湖山水中是獨愛孤山的。當然關於自省的問題，即使在關於西湖山水中也有警語的，這一點倒是跟後來的魯迅、鬱達夫和徐誌摩相似。經先生在1918年7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吾浙人近來蕭率之氣，甚至消極而思入山者，頗有其人。西湖之勝，誤我浙人不少。中學畢業生之消磨、株守，雖有各原因，而少年老成、三思而行，實為根本之暮氣。人生有進無退，得寸則寸。時事之刺激，戒我妄猛則可；因而隱避，實自殺也。
這裏所寫的“蕭率之氣”和“消極而思入山者”是不是有所指向呢，比如說指向李叔同先生。1918年7月10日果然寫到這一點——
晴。九時赴校行終業式。反省此一學年間，校務無所起色。細察學生心理，尚無自律精神，宜稍加幹涉。示範訓諭之功，固不易見，以空洞人格之尊，轉為躐等放任之弊。漫倡佛說，流毒亦非無因。故特於訓辭表出李叔同入山之事，可敬而不可學，嗣後宜禁絕此風，以圖積極整頓。
這就是做校長的思維，跟夏丏尊、薑丹書、豐子愷筆下的李叔同出家有所不同。一句“可敬而不可學”表明了校長的觀點。
除應酬謝請客之外，庭球、拇戰、麻雀、手談等遊戲也有記載，僅1919年3月，庭球運動的記載就有4次，而且關於學校運動會及全市學生運動會也多見日記，可見經先生是非常注重體育運動且做出表率的。
當然經亨頤日記中最多的還人際交往。用今天的話來說，從中可以看出他的社會網絡關係。如果用空間網絡來考量，那幾年他活動的地方當然就是杭州（浙江一師和浙江教育會），然後偶爾去上海，偶爾回老家上虞。日記中還有他的兩次遠行，一次赴日，一次赴山西考察，兩次的遠行皆為一月左右的時間。
交往中包括跟蔡元培、胡適、蔣夢麟，也包括跟杜威、費佩德等洋人，當然更多的還是本省本市的教育界、工商界和政府官員等人士。其中對於五四運動在杭州的記錄，也是非常珍貴的第一手資料，這跟後人寫回憶錄，重新擺正觀點是完全不一樣的。1919年5月28日日記載——晴。自八時至下午三時，在校。省長、督軍有連署特別通告，措辭外和而內厲，因集全體學生，施臨時訓話：愛國與禍國不可分，適可而止，留以有待。
這就是經亨頤校長，像一隻老母雞護著一群小雞，護著他的浙江一師，包括後來護著他的春暉中學，護著他的寧波的浙江四中。但是很多時候，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教育救國和人格教育的理想總是得不到實現，特別是1927年後，政局迷離、世事紛繁，經亨頤便醉心於書畫，於1937年出版了自選的《頤淵詩集》。於右任先生在序中說——餘嚐謂頤淵先生矯然如岩不鬆柏，行者、過者皆仰其高，承其蔭，而吧為不可企及。此其人非僅以文章學問照耀一世而已已。顧先生默默無所馳騖，鉻自負其藝事曰：吾治印第一，畫第二，書與詩又其次也。餘誦先生詩，超逸衝淡，佳者上宗陶、孟，下亦出入倪雲林、吳野人之間。大音希聲……
江山要靠文人捧，同時文人也要相互捧，於老先生雖有溢美之辭，但以經先生之功力，其詩文是值得一品的。
他於社會人生的看法，對於立身處世的態度，對於學術思想的理解，對於文學藝術的鑒賞，都是從讀書、交朋友、麵對現實得來的，換一句話說，都是從自學得來的。他沒有創立係統的學說，沒有建立偉大的功業，可是，他正直的過了一輩子，識與不識的人一致承認他有獨立不倚的人格。